泉州南音申遗15周年，古乐新声续写非遗传奇
泉州南音申遗15周年，古乐新声续写非遗传奇
2024年12月18日晚，“泉州南音申遗成功15周年专场”活动在福建省泉州南音艺苑举行。泉州市南音传承中心负责人庄丽芬，现场演绎唐诗《将进酒·君不见》的改编曲目，为活动献艺。
南音，是一门用泉州古方言演唱的表演艺术，也是中国四大古乐之一。它集唱、奏于一体，以悠悠的古韵泉州方言，独特的旋律和婉转的唱腔将观众带入曲中，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南音表演中琵琶音色较为突出。乐手横弹琵琶，与平时多见的竖式弹法不同。庄丽芬说，琵琶自唐代发展为竖抱的弹奏方式，但福建南音一直保持古老的横抱姿势，与敦煌壁画中飞天所持相似，因此有“横抱琵琶”之称。从这一细节，可窥见南音对古代音韵的保留，对传统音乐的传承。
“奔流到海不复回！”当庄丽芬唱起此句时，她手中所执的拍板一声一声地敲击出清脆的声音，笛声和歌声相互配合，笛声响起，语速加快，笛声停，歌声也随之放缓。
“南音的上四管乐器，是指琵琶、洞箫、三弦、二弦。这些乐器在南音的演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庄丽芬说，南音琵琶是演奏乐曲的骨干音。洞箫则属于定音乐器，其它乐器根据它的音高来定音。南音的上四管乐器在南音表演中的合作都非常严谨、有默契，形成南音独特的旋律魅力。
2024年12月18日晚，“泉州南音申遗成功15周年专场”活动终曲阶段，老中青少一同演绎南音曲目《梅花操》。
纵观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因典籍散佚较多，不少乐谱缺少时值、节奏符号等关键信息，凭谱面难以精准解读，流为“哑巴音乐”。
南音的乐谱却以其特色的曲词、音调、时值和琵琶指法，传承上千年。庄丽芬说，演唱南音必须精准掌握以“乂、工、六、思、一”五个汉字符号记写乐曲的工乂谱记法，以及一口地道的古泉州话，“是很大的挑战”。
泉州话历史上曾是闽南方言的代表，与晋唐时期的古汉语更为接近。是以，南音必须用标准的泉州方言演唱。
这一抹腔韵，使南音历经千百年，广泛流传于讲闽南语的地区。庄丽芬说，赴台湾演出时，她看到不少祖籍闽南的听众沉醉声中，甚至眼含泪水。那份对南音的浓郁情感，让她感触颇深。
“有闽南人的地方就有南音，南音是所有闽南人的乡音。”年近八旬的南音大师卓圣翔近日在厦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亦如是说。
泉州，作为联合国认定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曾通商万国，其独具地域特色的艺术形式和表现风格也深深植根于这特定的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中，在历史传统、民俗风情、宗教信仰、审美观念及社会生活等方面尽显风采。独具地域特色的泉州艺术以南音、木偶戏和高甲戏等较为突出，是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艺术形式不仅丰富了民众的文化生活，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国际舞台上也有着广泛影响。
泉州南音，亦称“泉州弦管”“南音”，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被誉为“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南音发源于福建泉州，用闽南语演唱，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汉族音乐。泉州南音起源于唐，形成于宋，主要流行于闽南及台湾、南洋群岛华侨居住地区。南音独特的演奏形式、丰富的曲目和自成体系的记谱方法，使其在中国音乐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南音在国际传播中，成为海外侨胞和台湾同胞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南音不仅为本土的民众所喜爱，还随着历代泉州人的足迹，传播至世界各地，受到海内外友人的高度关注。南音在东南亚的传播主要通过泉州籍、闽南籍华侨华人的扎根性传播。这些移民将南音带到了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越南等国家，使南音成为当地华侨华人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南音社团长期扎根性的组织和活动，使南音在当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近年来，南音在东南亚的传承者和爱好者们也在不断探索和创新，尝试将南音与现代音乐元素相结合，创作出具有时代感和新颖性的南音作品。这些作品不仅保留了南音的传统韵味，还融入了现代音乐的节奏和旋律，使得南音在东南亚的传播更加多元化和现代化。
南音在欧洲等地也有广泛的传播，传播途径主要通过流动性的演出、教学和其他学术活动为主。一方面，部分泉州籍、闽南籍华侨华人将南音作为母文化带到欧洲居住地，进行扎根性传播；另一方面，由南音发源地或传播地的社团、群体或个人到欧洲某国某地进行暂时性的演唱、演奏、教学和其他学术活动，这些活动包括流动性演出和点状性深入的学术研究等。
随着学界对泉州南音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南音学已经成为中国音乐学重要的学科分支。学者们从历史文化迁徙的角度，探讨了南音的形成与发展；从民俗学和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探讨南音在新加坡等地的传播历程、传承变迁以及对华人文化认同的作用。尤其是后者的研究中，学者认为，南音的传承与变化过程与两国关系有着深远的联系，并产生了积极的文化效果。
闽南文化亦称闽台文化、福佬文化，是闽南人共同创造、共同拥有的区域文化，扩散东亚影响深远。 它以闽南方言为载体、融合中原文化、民乐文化、海洋文化、华侨文化，以海洋文化为主要特征，兼有独特方言与强烈地域文化特征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闽南的发祥地和核心区是福建南部泉州、漳州和厦门。闽南文化流布范围很广，包括以厦、漳、泉为中心，以龙岩、台湾、潮汕、温州和海南等地为广大的传播地。在其广大的区域内，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形成了体系庞杂和内容丰富的闽南文化圈。福建上古时代就被称为“闽”，当时土著叫闽人。闽南民系族群是古代中原汉人多批次大规模入闽，并与当地闽越遗民逐渐融合而成的。从中原带来的黄土文化，与闽越人“善舟船”的海洋文化相结合，形成闽南文化的基础。
闽南建筑依功能可分民居、祠堂、寺庙、宫观、牌坊、塔、幢、亭、台、榭及桥梁、海防建筑（崇武古城）等。其中最富特色的首推民居中的“宫殿式”俗称“古厝”建筑。闽南古厝是闽南一带的传统民居，也是闽南最有代表意义的传统建筑。红砖堆砌的外墙，厝尾双挑的燕尾脊，墙面上还雕有小花、小草等图案，这些都是闽南古厝独具特色的风格。闽南古厝以“官式大厝”为主，在不少地区，又名“红砖厝”。它形似殿宇，富丽堂皇，是闽南古民居的典型建筑。它的主要特征是，整体以红色为主调，房子坐北朝南，室内按照五开间、四榉头来布局。坐落于泉州南安官桥漳里村的蔡氏古民居是其代表作。而晋江市新塘街道梧林古村落，这个背靠石鼓山、面临梧垵溪的古村落，是典型的闽南侨村，有海外华侨1.8万人。村内现存明朝百福墙、清朝官式红砖大厝、近现代哥特式和罗马式洋楼、番仔楼等各式古建筑89幢，堪称近代华侨建筑博物馆和闽南文化后花园。
惠安石雕主要体现在寺庙的建筑设计、雕刻安装，寺内外塔、亭、柱、栏等的建造雕刻，以及对神佛造像出神入化的雕刻上；是福建省的汉族传统雕刻技艺之一，历经一千多年的繁衍发展，仍然保留着非常纯粹的中国艺术传统，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惠安石雕融中原文化、闽越文化、海洋文化于一身, 经上千年积淀，已经从单纯的手工技艺上升为独具特色的石雕文化。石雕作品种类繁多，尤以龙柱、石狮子为代表。
厦门珠绣是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汉族装饰性手工艺品。珠绣起源于唐朝，鼎盛于明清时期，解放后工艺逐渐失传。厦门珠绣以新颖别致、富丽堂皇、光彩夺目见称，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彼时，海外华侨回乡探亲带回了用玻璃珠点缀的绣花衣物和配饰，厦门民间制鞋艺人从中获得灵感，尝试将玻璃珠用珠绣工艺呈现在鞋面上，受到人们的欢迎
闽南文化精神内涵：重乡崇祖、爱拼敢赢、重义求利、山海交融。闽南人因为远离中原，就特别注重保存历代流传的文化信息，特别害怕被边沿化。闽南文化中的重乡崇祖，作为一种潜在的心理意识，已经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闽台地区，在东南亚，在海外，闽南人都十分强调认宗认谱，结社建馆；通过修族谱、建祠堂、注“堂号”（如颍川、西河、陇西、太原）来凝聚家族血缘关系，记忆祖地，追溯历史，建立浓厚的乡土观念。闽南人十分热衷兴办教育，传承母语文化；十分重视沿袭岁时习俗，传承民间信仰（如妈祖、郑成功、清水祖师、保生大帝、开漳圣王）。值得称道的是，承载闽南文化的闽南方言，至今还在大量使用着古汉语的“鼎”（锅）“册”（书）、“箸”（筷子）、“昼”（中午）、“目”（眼睛）等基本字词。
闽南人在“过台湾”“下南洋”时，为了适应新环境，满足精神生活等需求，将源于故土的精神文化传播到侨居国。这些闽南精神文化在闽南地区与东南亚社会的交流中影响深远。
南音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不仅是对南音艺术价值的认可，更是对闽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传承的肯定。作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南音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其独特的音乐体系和表演形式，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南音的成功申遗，不仅为世界文化遗产宝库增添了新的瑰宝，也为全球文化多样性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新时代，南音将继续作为连接古今、沟通中外的文化桥梁，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开放包容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