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隍庙的前世今生:徐光启的神秘碑刻
上海城隍庙的前世今生:徐光启的神秘碑刻
2005年5月,上海城隍庙在推进二期修缮工程时,偶然发现了一通珍贵的石碑文物。这通石碑不仅记录了明代上海城隍庙的一次重要重修活动,还牵扯出一位历史名人——徐光启。
明代城隍庙的重修与徐光启的参与
上海城隍庙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历经六百多年沧桑。城隍庙在历史上多次重建、修缮,其中明代万历年间的大规模重修活动影响深远,基本奠定了这座庙宇如今的规制格局。
万历三十年(1602)至三十三年(1605)间,上海知县刘一爌主导了一次重修工程。刘知县到任后,发现城隍庙“庙宇逼仄”,认为这种状况与城隍神的威严不符,于是决定进行扩建和修缮。这一主张得到了当地官绅和民众的大力支持,其中包括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徐光启。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出生于上海县城内的太卿坊(今上海市黄浦区乔家路)。他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之职。作为上海人的徐光启,虽在京城任职,但仍十分关心家乡事务,与上海知县刘一爌保持密切往来。
在此次城隍庙重修工程中,徐光启与陈所蕴、黄体仁等儒家士绅积极参与。据《上海县重修城隍庙记》记载,碑文由陈所蕴撰写,黄体仁书丹,徐光启则负责篆额。这一举动体现了徐光启对家乡文化的深厚情感。
徐光启的多重身份与碑刻的意义
徐光启的身份具有多重性。他不仅是儒家士大夫,还是天主教徒。早在青年时期,徐光启就与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交往密切,并于1603年正式受洗入教。按照天主教的神学教义,信徒应“独敬天主”,不应尊崇其他宗教或神祇。然而,徐光启仍积极参与城隍庙的重修活动,这一现象耐人寻味。
从徐光启的生平经历来看,他深受儒家思想文化濡养,8岁开始在龙华寺村学读书,直到43岁高中进士、任职翰苑。儒家思想文化仍是其身份底色。因此,他为上海城隍庙重修碑记题名,虽然已经接受天主教信仰,但仍未丧失其作为传统儒家知识精英的礼教立场与神祇崇祀观念。
碑文内容与城隍信仰的文化内涵
《上海县重修城隍庙记》详细记录了城隍庙重修的过程和参与者。碑文提到,国家分土画疆,郡邑棋布星罗,郡有守,邑有令。设立城隍之神,则阴握祸福之柄,与现实世界的社会治理互为阴阳表里。城隍神不仅是城市守护之神,也是与地方官“分阴阳”的存在。
城隍信仰源自于人们对城池守御功能的朴素认知及本境安宁的精神寄托。早在唐宋时期,各地已建有城隍祠祀。至明初,太祖朱元璋敕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进一步将城隍信仰制度化、体系化,正式纳入国家祀典,形成了都、府、州、县各级城隍祭祀体系。
上海城隍庙的碑刻在2005年修缮工程中被重新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碑文内容反映了明代地方官绅对城隍信仰的重视,以及城隍庙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城隍庙的现代意义
如今,上海城隍庙已成为上海老城厢历史风貌与都市文旅空间的一处地标性景观,每年吸引着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到访。作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道教音乐”“江南丝竹”的重要传承基地,上海城隍庙在赓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推动当代都市民俗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徐光启参与重修的碑刻,不仅是上海城隍庙的重要历史见证,也是研究明代城隍信仰、地方治理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这通碑刻的存在,让我们得以一窥明代上海的社会风貌,感受徐光启这位科学巨匠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