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与《四库全书》：文化传承与思想控制的双重传奇

乾隆皇帝与《四库全书》：文化传承与思想控制的双重传奇

在中国文化史上，乾隆皇帝与《四库全书》的关系堪称一段传奇。乾隆帝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更是一位文化巨匠。他亲自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不仅是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也是中国古典文化的集大成之作。然而，这部巨著背后，不仅凝聚着乾隆帝对文化传承的重视，也体现了他对思想控制的深谋远虑。

乾隆帝在位期间，一直致力于文化事业的发展。他不仅继承了康熙帝的文化政策，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乾隆帝的文化政策涵盖了多个方面，包括修经史、纂图书、诏举鸿儒等。他通过这些文化活动，不仅展现了清朝的文化繁荣，也巩固了满族统治的合法性。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安徽学政朱筠奏请开局校阅《永乐大典》，这一建议正中乾隆帝下怀。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次弘扬文治、展现盛世风采的绝佳机会。次年，乾隆帝正式设立四库全书馆，任命皇子永瑢、大学士于敏中等为总裁，纪昀、陆锡熊等为总纂，正式启动《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

《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历时数十年，规模之宏大，堪称空前绝后。全书共收录3462种图书，总计79338卷，36000余册，约八亿字。为了确保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乾隆帝亲自任命了十六名正总裁和十名副总裁，他们都是当时备受信任的高级官员。此外，还有360多位高官、学者参与编撰，3800多人负责抄写。

为了保证编纂质量，总裁们制定了严格的《功过处分条例》，明确了修书各个环节馆臣的职责。同时，还设立了功过簿，对馆臣的工作表现进行定期考核。这些措施不仅保障了《四库全书》的纂修质量，也体现了乾隆帝对这一文化工程的高度重视。

然而，《四库全书》的编纂并非单纯的学术活动，它还承载着乾隆帝的思想控制意图。在征书过程中，乾隆帝采取了“寓禁于征”的策略，一方面征集书籍，另一方面又暗中查禁不利于满族统治的内容。各省督抚在执行过程中，逐渐扩大了禁书范围，从最初的经史子集扩展到地方志、碑文、戏曲剧本等各类文化载体。

禁书内容涉及满汉种族思想、违反儒家正统思想、批评时政等多个方面。据统计，仅在乾隆朝，就有数千种书籍被销毁或修改。这种文化控制的严密性，不仅体现在对书籍内容的审查上，还延伸到了知识本身的正确性审查。例如，连戏曲剧本的历史准确性、碑文的内容合规性都在审查之列。

尽管《四库全书》的编纂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图，但其文化价值不容置疑。它不仅汇集了上自先秦、下至清朝乾隆以前两千多年的各类重要书籍，还保存了许多珍贵典籍。例如，宋苏过的《斜川集》就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出来的。此外，《四库全书》在典籍校勘、辑佚等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这部巨著的命运也充满了坎坷。最初抄写的七部《四库全书》，在战乱中大多被毁。目前仅存三部半，其中文渊阁本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溯阁本现存甘肃兰州，文津阁本现存国家图书馆，而文澜阁本则在太平天国时期被毁，后经抢救和补抄，现存杭州图书馆。

乾隆皇帝与《四库全书》的故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传奇。它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也揭示了文化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四库全书》的编纂，既是文化传承的壮举，也是思想控制的工具。它不仅凝聚了乾隆帝的文化追求，也体现了他对权力的掌控。这部巨著的命运，也折射出中国近代史的波折与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