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的盐政改革：从云南到浙江的清廉传奇

李卫的盐政改革：从云南到浙江的清廉传奇

1724年，雍正皇帝登基伊始，便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盐政腐败。盐，作为古代中国最重要的民生商品之一，其税收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然而，长期以来，盐政系统腐败丛生，私盐泛滥，不仅导致国家税收大量流失，还严重影响了百姓的日常生活。雍正皇帝决心彻底整治盐政，而他选择的改革先锋，正是李卫。

李卫，这位来自江苏徐州丰县的官员，以其清廉、果敢和智慧，在雍正年间大放异彩。他从云南盐政改革起步，以雷霆手段整治盐政积弊，很快就引起了雍正皇帝的注意。雍正二年（1724年），李卫被任命为云南盐驿道，主管全省盐政。面对盐政系统长期存在的腐败问题，李卫毫不退缩。他深入调查盐政内幕，雷厉风行地清查亏空，果断罢免贪墨无能的盐官，大力整顿盐场秩序，加强对私盐的稽查力度。在李卫的不懈努力下，云南盐政在短短一年内便焕然一新，多年亏空的11万两白银得以全部填补。

李卫的卓越表现很快得到了雍正皇帝的认可。雍正三年（1725年），李卫被提拔为浙江巡抚。浙江盐区是全国重要的盐产区之一，但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私盐问题。李卫到任后，立即着手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

李卫发现，浙江盐政存在两大主要问题：一是浮派病商，二是私盐误课。浮派病商体现在巨额的浮费上。据记载，李卫任职浙江之前，“浙省浮费十二万”。李卫对浙省各种名目繁多的陋规和浮费进行了彻底的清查，减免了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如李卫之前的盐政噶尔泰曾经题定，浙盐每引输脚价银七厘，但是李卫发现盐规中已有每引六厘的纸朱路费，所以蠲了此项。商人的负担减轻了，行盐资本就更充足，官盐的价格下降了，竞争力就更强，这些对完成国课和抑制私盐活动都大有益处。

针对私盐误课的问题，李卫采取了疏销官盐的策略。他建议：如果能在少销或者不销之处设法疏通，而多销之处除完成定额外再加增余盐，那么销盐量就会有明显的增加。李卫不为成规所囿，因地制宜，采取措施进行疏销，使浙省官盐的销售量大大增加。

李卫深知，灶户是盐业生产的基础。他倡导两浙的灶丁银摊入地亩以减少灶户的负担，设立盐义仓对遭受灾害或生活艰难的灶户提供赈济与借贷，最重要的是他奏请动用公款收盐，这样做可以使灶户的生活有保证，减少贩私行为，两浙地区自此有了发帑收盐之举。王守基在《盐法议略》中评论说，浙江盐务历经军兴动乱而仍能维持大体局面，“实得力于帑盐居多也”。

私盐的存在固然是由于盐法盐政有弊，但是又要看到，在任何现行制度下，都会有违法之人危害社会生活和政治经济秩序，予以必要的打击是正确的。而缉私恰好是李卫所长，他发给近场地区的老少贫难妇弱买零盐的烙牌，以杜枭徒混冒；他利用自己管江南捕盗事的方便，大力缉私，亲自抽掣过所盐船；在海宁、海盐、平湖、桐乡等私枭最多的地方，“专设巡盐营把总一员，兵一百”；还用了一个名叫韩景琦的“兖州回回”，此人非常能干，上任之初就抓获不少私枭。此外李卫还将用人制度严格化，针对场官与巡丁的透私走私行为，李卫认为，他们的素质决定了这种情况不可能好转。因为“场官微员，功名之念轻，贪利之心重”，巡役兵丁“又皆微末下人，无身家顾惜，多将大伙（私枭）贿放，仅拿一二小贩塞责”。所以李卫的办法是选用有身家的人充当场官等职，用功名心来促使他们上进。雍正六年，议准各省盐大使员缺于知县、州同、州判、县丞内拣选身家殷实者取具京官印结到部引见，并将盐课大使、盐引批验大使给与正八品职衔。而这条政令正是在李卫的建议下颁布的。

在李卫的督管下，浙江盐政很快有了新气象，到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李卫奏报掣过盐引数目时，浙省一年行引九十四万一千六百余道，比当时定额的七十一万三百零二引“实多二十三万一千有奇”。不但完成当年的定额，还可以行以往的余引，这样，对于盐课来说，虽然明不加赢余，实

李卫的改革不仅有效打击了私盐交易，保障了清朝盐税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他为浙江盐政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他的治理下，浙江盐政焕然一新，成为全国盐政改革的典范。然而，李卫的改革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乾隆年间，由于性格直爽和民间声望过高，他逐渐失宠。最终，李卫在51岁时因病去世，乾隆帝虽然肯定了他的功绩，但对其民间立庙的行为表示愤怒，并下令拆除庙宇。

李卫的一生，是为国为民的一生。他以清廉、果敢和智慧，成功整治了云南和浙江的盐政，为国家财政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改革措施，不仅有效打击了私盐交易，保障了盐税收入，更为重要的是，他为盐政系统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清代盐政改革的重要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