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词下的女性形象，有才有义，更加生动形象、聪颖智慧
苏轼诗词下的女性形象，有才有义，更加生动形象、聪颖智慧
“艳美”是词的最大特点，所谓艳美实际上是指一种女性化的美感，是由词“好写女性生活而带来的审美新感受”。
自花间词始，词人们多以男性赏玩视角描写女性的体态容貌及艳情，晏殊词始涉及女性情感世界的描写，柳永词开始关注平凡女子的爱恋悲欢。
但这些作品均不同程度地带有类型化倾向，对女性的描写题材也不够广泛，至苏轼词始，我们方能看到坡公笔下一系列有血有肉、眉目生动的女性形象，她们颖悟、豁达、宠辱不惊、才情兼备……
虽时隔千年，向我们款款走来时仍光彩照人，而苏轼通过这些人物提出的进步妇女观，在那个充斥着男尊女卑思想的封建社会里极具宝贵意义，这些思想亦影响着后世人的文学创作。
苏轼诗词中的女性形象
妻子形象
苏轼的两位妻子王弗、王闰之在他的词作中均占有一席之地。
发妻王弗不仅是苏轼生活中的伴侣、文学上的知音，更是事业上的贤内助，但这美好的一切都在苏轼三十岁这年戛然而止。
王弗身患重病而亡，苏轼悲痛不已，为妻子亲撰墓志铭———《亡妻王氏墓志铭》：“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谨肃闻……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呜呼哀哉！”。
在女性地位并不高的宋代却被丈夫称之为“君”，苏轼对王弗的尊重及夫妻间的恩爱显而易见。
情真意切的笔墨，勾勒出一个在家孝顺父母、出嫁孝顺公婆的“恭谨肃恬”的女子形象，亦通过生活中的其他琐事凸显了王弗的贤敏睿智以及见识的卓然过人。
失去如此之贤内助怎能不令苏轼肝肠寸断，行文中的两次“呜呼哀哉”不仅是苏轼深切悲痛的体现，亦是两人超乎寻常深厚感情的见证。
熙宁八年正月二十日夜，苏轼于梦中邂逅王弗，梦醒伊人却不在，心怀无限思念与感慨的苏轼提笔写下了被誉为“千古悼亡之魁”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
恩爱夫妻阴阳相隔转瞬已十年，不用刻意去想，但埋藏于心底的思念之情从未消除梦中再回故乡，夫妻重逢，竟是相对无言，泪流满面。
正是“无言”，更显梦境的无限凄凉。结尾设想亡妻在凄冷的明月之夜只怕也在眷恋亲人、肝肠寸断。
苏轼将自己对妻子的真挚深情化为这动情而哀婉的传世之作，读后无不为其真情而叹惋。
苏轼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性情豁达、任劳任怨。她虽比不上王弗的满腔才情，却担得起贤妻的称谓
陪伴苏轼的二十五年里有阳光明媚的春天，更多的却是惊涛拍岸的峥嵘岁月，她陪伴苏轼辗转于大宋的版图间，伴他闯过人生最为动荡的时期。
王闰之首次出现在东坡的作品里便是一位贤妻形象。
苏轼于杭州通判任上第三天，便迫不及待地去寻访欧阳修介绍的诗僧惠思惠勤，并以《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一诗洒脱地记下此次与高僧闲谈、乐而忘返的快意心情。腊日在北宋是公休日，百姓们在这天“闾巷家家互相馈送”，东坡一家初至杭州，更需要借这个机会与同事、乡邻往来走动。
可率性的东坡却能此时孤身会僧，还以“腊日不归对妻孥”记下自己的得意之情，完全是对王闰之能游刃有余打理一大家子事务的信任，有这样温良贤惠的妻，他才能把尘世的喧嚣抛诸脑后，于孤山赏楼台深林，与高僧会诗娱乐。
不难想象，在黄州艰辛苦涩的岁月中，王闰之用她柔弱的双肩扛住了生活的重压，为苏轼撑起了稳固的后方，用她的理解宽容，用她的体贴周到保护了东坡的狂放豪纵、苍老天真，倘若没有她，也许北宋的诗词长册里会少了很多东坡的锦绣诗文吧？
苏轼是个感恩之人，在自己的作品里也不遗余力地为闰之唱赞歌：可怜吹帽狂司马，空对亲舂老孟光。“司马”代指东坡，孟光为梁鸿之妻，她在丈夫打短工时，亲自舂粮以维持生计。苏轼以“老孟光”作比，夸赞妻子勤劳能干，二人感情亦如“举案齐眉”的梁鸿孟光夫妇相濡以沫，令人羡慕。
元祐八年，王闰之染病去世。苏轼伤心欲绝，写下祭文：《祭亡妻同安郡君文》。三年后，东坡在惠州再作《蝶恋花》一词悼念王闰之。
手中笔写尽心中话，苏轼对亡妻的真切情义流淌于字里行间，对她的任劳任怨、无私付出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最终也兑现了与之同穴的愿望。
知音知己形象
苏轼的词作中亦不乏对知音女子的描绘。
苏轼妻妾中有明确记载的除了二妻外，还有一妾，名唤朝云，天生丽质，能歌善舞。
苏轼一生宦海沉浮，颠沛流离间却始终可见朝云的身影。
东坡爱王弗，那是人生若只如初见的美好；东坡爱闰之，那是患难夫妻的生死与共；东坡爱朝云，夫妻情爱之外，更有伯牙子期的知遇之情侍妾在宋代是为主人锦上添花的附属品，并无与主人荣辱与共的义务。
苏东坡被贬至惠州时，夫人王闰之业已去世，是朝云追随苏轼长途跋涉，在这个蛮貊之邦、瘴疠之地与其生死相随，十几年的相依相伴，聪慧异常的朝云早就成为能一语中的点出苏轼“一肚皮不合时宜”的知音。
苏轼幼年即受家庭信佛宗教信仰的影响，后因宦海生涯的起伏特别是黄州之贬后，开始全身心研习、领悟佛理的奥妙，朝云与苏轼心灵相契引为知己，夫妻二人常常共同攻读佛经、志趣相投。
聪慧美丽、具有心念纯一学习精神的朝云在苏轼眼中犹如“维摩天女”，也在贬谪生涯中助他成为维摩式心地澄明的佛家人，为此，苏轼特为她写下《殢人娇·赠朝云》一词：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苏轼曾写过《西江月·梅花》一词悼念朝云：“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词作状写梅花的风姿、神韵，实则赞誉朝云，寄托对朝云的一往情深和无限思恋。
朝云去世后，东坡遵照她的遗愿，将其葬于惠州西湖，墓上筑六如亭，并亲书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朝雨倍思卿”，虽无正妻之名却拥有丈夫的深情厚爱，幸福如朝云，想必也可以九泉含笑了。
好友王巩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至宾州监盐酒税，宾州即为岭南地区，生活条件极为艰苦。
在王巩的一众家奴及歌妓中，唯有宇文柔奴愿意陪伴前往，柔奴深知此行绝非陪伴主人游山玩水、寻欢作乐，目的地是连七尺男儿都叫苦连天的岭南，但这个“眉目娟丽”的女子显示出了常人难有的胆识及胸襟
几年后两人北归，苏轼眼见其身上全然未有落魄颓唐之气，反而神采奕奕，觥筹交错间询问柔奴：“广南风土，应是不好？
柔奴用淡淡的八个字，却道出了如修行多年的得道高僧的禅悟：“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自以为已经“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苏轼听后自愧不如，为其填下《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一词。
柔奴本出生于洛阳城中大户人家，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后因家道中落沦为歌女在宾州生活的三年间，她与王巩琴瑟和弦，王巩访古问道，泼墨吟诗，柔奴歌声相伴，催促奋发；王巩读书写字，柔奴红袖添香，生活安定下来的王巩还慢慢研究起了养身之法，这恐怕也是他北归后京城友人发现其神采更甚当年，性情更见豁达的原因吧。
闲暇之余，两人赏青山绿水、观春花秋月，在自然的怀抱中忘却生活的苦楚，同风雨共命运。这位红颜知己之于王巩的意义绝非让其从被贬谪至岭南的精神困顿中逐步走出那么简单，她之于他更像是灵魂伴侣、精神导师，拥有荣华富贵却伴随着随时可能到来的狂风暴雨相较虽贫贱却安定的柴米生活，哪样更让人心生向往？
柔奴一语道出了生活的本质：此心安处是吾乡，毫不张扬的智慧出自一弱女子口中，完全颠覆了以往男子才是有才识的知音形象的固化概念。
苏轼诗词中的女性观
以女性为题材的词作自晚唐五代起已较多出现，其中亦不乏佳作，但人物刻画的类型化倾向较重，抒发的情感也多局限于闺怨、相思，再加上自晚唐至宋，畜妓、狎妓之风在王公贵族、士大夫之间盛行，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男性把玩的意味
至苏轼笔下，我们能看到大量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她们虽来自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但在苏轼心目中都是美好的化身，尤其是一些品行高尚、才艺过人的女子更是成为苏轼作品中着力描写的对象。可以说，他的作品不仅冲破了当时森严的礼教，给文坛带来一股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宣扬了男女平等的进步女性观，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
女性在北宋不能拥有自己的姓氏，皆冠以父姓，苏轼的两任妻子及侍妾均拥有自己的姓名，王闰之还幸运地有自己的字“季璋”，不得不说苏轼是当时士大夫中的“另类”。他不仅未将妻妾视作财产而是发自内心尊重、爱护她们。
青春作伴的王弗不仅以自己的智慧辅佐初入官场的苏轼，还对其不妥行为加以规劝和阻止，以苏轼潇洒不羁的个性居然听从王弗的规劝，还终生铭记，并以古代对读书人的最高评价“有识”二字赠以王弗，对女性的尊重之情显而易见，亦是二人平等关系的见证。
被苏轼引为知己的朝云，具有心念纯一的学习精神，在苏轼的引导下与其共修禅宗，两人在参禅修行上携手共进，苏轼在很多作品中都有对朝云美好品质及慧根的赞颂，不难看出，这是对善学女性的敬重。
男权思想盛行的北宋，男尊女卑的思想浸润着社会的女性观，生活于那个时代的苏轼很难完全跳脱于时代观念的影响，某些作品中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局限性。
难能可贵的是，在封建礼教盛行的男权社会里，苏轼用生花的妙笔写出了一群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她们有才情、有智慧，她们是苏轼的爱人，是知己，是苏轼欣赏尊敬的对象，在她们身上闪耀着时代的光辉。这些女子形象的塑造传递了苏轼进步的女性观，发出了男女平等的呼喊，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变传统的世俗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