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经济大繁荣：制度创新与商业革命的黄金时代

唐朝经济大繁荣：制度创新与商业革命的黄金时代

回望历史，唐朝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其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时期的唐朝，宛若一艘巨轮，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梦想，向着辉煌的未来翻滚前进。

初唐租庸调制示意图

隋朝末年因战乱产生大量无主地，使得均田制可以持续推行，授给男丁田地，分为公田和私田（永业田），对于农业的发展有很大帮助。同时，唐朝把赋税制度由“租调制”发展为“租庸调制”，“租庸调”以人丁为基础，“租”为田租，“庸”为劳役，“调”为户调，男丁随乡土所产缴纳。均田制使农民获得一定土地，租庸调制又保证农民的劳动时间，成为唐朝经济繁荣的重要保障。

唐朝时期，黄河流域蚕桑业领先，畜牧发达，多种家畜、作物、蔬果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渐及全国。这一时期农具出现了巨大改进，曲辕犁出现并得到推广，其操作灵活，即便于深耕，也节省畜力，成为当时最先进的耕具。黄河流域麦类作物地位上升，改变了自古以来的北粟南稻格局，增加了粮食产量。

麦类作物的地位上升，改变了黄河流域的传统饮食结构

经济作物和园艺产品开始商品化，茶叶是当时最典型的商品化农产，商人将茶叶运往中原出售，每年可获利百万。白居易《买花》中写到：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描绘了园艺产品在当时成为商品的情况。

强盛的大一统王朝，水利工程建设也如火如荼。据记载，当时的重要水利工程数量高达一百六十多项。例如武德七年（624）自龙门引黄河水溉韩城县田6000余顷。开元七年（719年），同州刺史姜师度主持重修洛水下游灌区，开河灌溉通灵陂，使两千余顷荒地恢复种植，将大片盐碱洼地变为膏腴稻田。

唐朝手工业分为官营和私营。官营手工业由工部管理，还设有少府监、将作监和军器监，管理各类官手工业生产。官营手工产品一般不对外销售，只供宫廷、贵族、官僚、官府消费，其产品制作工艺精湛，成为流传后世的珍宝。

唐代胡人牵驼陶俑

私营手工业，首先是大量个体农民经营的家庭副业，他们生产的产品在自用和纳税剩余时，在市场中售卖。再者是手工者所经营的作坊，唐朝前期主要手工业有纺织业、陶瓷业和矿冶业。唐后期，南方手工业大幅进步，特别是丝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和制茶业。

手工业的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比如丝绸之路货物的主力之一丝绸——各样的锦、绢、绫、罗、绮、缎，上面印制精致的民族图案，受到世界各地的疯狂追捧。丝绸的制作，拉动了蚕桑业、纺丝业、织造业等繁荣发展。再如陶瓷业——著名的越窑青瓷、秘色瓷、“唐三彩”，成为丝绸以外的第二大主力。

“开元通宝”铜钱

唐武德四年，唐高祖李渊下诏废五铢，铸“开元通宝”，由此开启中国货币“宝字钱”的时代。此前钱币以二十四铢为一两，自开元通宝起每枚铜钱重为一钱，十钱为一两，这一举措不仅稳定了货币体系，而且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有力支持。自开元通宝起，每枚铜钱称为“一文”，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

唐朝虽然通行铜钱，但以绢、布等实物货币在交易中仍占据重要地位。这也是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很多商品以绢计价，唐太宗初年一斗米市价为绢一匹。“金银之属谓之宝，钱帛之属谓之货”，即金银是贮藏用的宝藏，布帛和铜钱则是流通货币。

铜钱和布帛长途携带既不方便，也不安全，促进了飞钱和柜坊产生。柜坊经营钱款和贵重品存放业务，所保管物品除了钱帛，还有珠宝玉器、古玩字画等。客商和富人大量寄存财物，使柜坊资金非常雄厚，成为钱庄的雏形。飞钱产生于唐宪宗时代，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给诸军、节度使、进奏院、富豪门阀等，开立票券，再携券到其它地区的办事处取钱。大额交易时，有些商人也会直接使用飞钱。多样化的货币形式在满足市场交易需求的同时，也体现了唐朝经济的多元化特点。

唐朝经济的繁荣，既是民族文化的累累硕果，同时也极大推动了民族文化的蓬勃发展，并且随着广泛的文化交流而远播伊朗、日本、高丽、南亚次大陆、阿拉伯、东罗马帝国、非洲等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