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望远话重阳：从古诗意境到现代传承
登高望远话重阳：从古诗意境到现代传承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是唐代诗人王维在17岁时创作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道出了无数游子在重阳节时的思乡之情。重阳节，又称为“登高节”，自古以来就有登高望远的习俗。这一习俗不仅蕴含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也寄托了人们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重阳节登高的习俗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汉代。据西汉刘歆所著的《西京杂记》记载，刘邦宠妃戚夫人的侍女贾佩兰谈及宫中往事时，提及“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这表明，早在汉代，重阳节就有佩戴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的习俗，祈求长寿也成了重阳节的内容。三国时期，人们过重阳的方式之一是邀请友人欢宴。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中写道：“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九九，音同久久，借助这个美好的日子，人们聚会享宴，寄托长长久久的心愿。
在古诗中，登高不仅是简单的登山活动，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杜甫的《登高》一诗留下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名句，展现了诗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人生的感慨。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则表达了游子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李白的《九月十日即事》中“昨日登高罢，今朝再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则道出了农历九月十日为“小重阳”的风俗。这些诗句不仅描绘了重阳节的景象，也反映了诗人的个人情感和生活态度。
在岭南地区，重阳登高习俗别具特色。宋代文学家苏轼在惠州过重阳节时，留下了《丙子重九二首》等佳作。他在诗中写道：“人间胜绝略已遍，匡庐南岭并西湖。老来懒去浑无力，卧看青天飞白云。”展现了他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到了清代，重阳节成为“寻常节”，顺治十三年定礼制：“唯立春、上元、四月八日、端阳、重阳皆寻常节”。至此，重阳佳节已在中国传承数千年。
在广州，登高是重阳节最重要的习俗。2006年，重阳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广州重阳登高”入选广州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古代，越秀山是广州人重阳登高的首选。晚唐年间刘恂撰写的《岭表录异》记载：“越井岗岗头有古台基址……郡人呼为越王台……故老云，旧皆夹道栽菊，黄花迤逦，为九日登高之所。”南汉年间，南汉国主铺砌了一条磴道（石台阶）从越秀山麓直通山顶，两旁种植金菊、芙蓉，称为“呼銮道”，用于重阳登高。到了明代，越秀山上建起了镇海楼，人们登高从此有了新“蒲点”。清初大儒屈大均所著的《广东新语》记载了当时的重阳节俗：“（九月）九日载花糕萸酒，登五层楼、双塔，放响弓鹞。”花糕即菊花糕，萸酒即茱萸酒；五层楼、花塔是当时广州建筑物的高点；响弓鹞是一种会鸣响的风筝，也就是纸鸢的一种。可见，重阳佳节，携花糕、萸酒登上五层楼（镇海楼）、花塔，是人们钟爱的活动。
清末民初以来，白云山也成了人们钟爱的登高之处。人们手持风车登高祈福，山上山下十分热闹。《三家巷》是现代著名作家欧阳山的作品。在这部长篇小说中，白云山作为当时广州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多次被提及。书中有对白云山登高的风俗描写：“正是旧历的重阳节……那一天大早就动身，去逛白云山。他们出了小北门，走过鹿鸣岗和凤凰台，踏着百步梯，缓步登上白云山的高处……”广州人登白云山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秦代。这里留下了郑安期驾鹤成仙的传说。郑安期又名安期生，秦时在白云山一带行医济世。传说某年瘟疫流行，为了拯救民众，他在山上采摘仙草九节菖蒲，不慎失足坠崖，随即驾鹤成仙。从此，登高成了广州人向郑安期表达感激和敬仰的方式。古人在白云山建了“郑仙祠”，又以飞升之日（农历七月廿五）为“郑仙诞”。宋朝大诗人杨万里在《游白云山蒲涧》一诗中云：“至今年年七月二十五，倾城游人来访古。”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安期生……于七月二十五日仙去，今郡人多以是日采菖蒲、沐清泉，以期得仙气。”如今，“郑仙诞”已有1600多年历史，成为广州独特的民俗，白云山登高也融入了广州登高文化。
登高望远，不仅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展示了中华民族乐观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在现代社会，重阳登高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登山活动，更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激励着人们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正如毛泽东在《采桑子·重阳》中所写：“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在历代重阳节的诗文中，重阳节与菊花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身逢乱世的诗人，往往借写菊花表达反战之情，即菊花是作为战争的对立面出现的。但毛泽东笔下的"黄花"却是和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创新性的解读，赋予了重阳节新的时代意义。
重阳登高，登的是对亲人的思念，登的是对未来的期许，登的是中华民族尊祖敬亲的孝道文化。在这个节日里，让我们一起登高望远，感受古人的深情厚谊，汲取精神力量，将这一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