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军事、思想：汪精卫从革命者到汉奸的三重困境
权力、军事、思想：汪精卫从革命者到汉奸的三重困境
汪精卫，一个曾经的革命者，为何会在28年后选择投敌当汉奸？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深入剖析汪精卫的这一惊人转变。
1910年，汪精卫因刺杀清政府摄政王载沣被捕，在狱中写下了这首悲壮的诗：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当时的汪精卫是一个文弱书生，为了革命不惜慷慨赴死。然而，仅仅28年后的1938年，汪精卫便发表“艳电”公开投敌，当了汉奸。汪精卫在出走时担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务，虽是虚职，但地位显赫，俨然是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抗战期间，汪精卫在大后方并不缺钱、不缺地位，也没有生命危险。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从一个热血革命者变成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呢？
与蒋介石的政治斗争
在国民党内论资排辈，汪精卫比蒋介石资格更老。孙中山去世后，廖仲恺、胡汉民和汪精卫最有资格接班。前两人因政治立场问题遭到反对，汪精卫成为最大公约数。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后，他被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正式成为国民党“一哥”。
然而，汪精卫虽然有一哥头衔，但部队骨干是以蒋介石为校长的黄埔系，日后蒋介石通过黄埔系学生逐渐控制了部队。1926年，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汪精卫被迫下野出国治病，自此他在政治上再也没有赢过蒋介石。发展到后来，蒋介石内有黄埔系撑腰，外有张学良呼应，汪精卫更没有机会撼动他。
当然由于汪精卫在政界拥有很大号召力，蒋介石也离不开他，两人分分合合，斗争不断，但结果都是汪精卫处于下风。两人合时，汪精卫总以二号人物身份上台，负责政务。汪精卫相对开明，将自己视为孙中山的传人。蒋介石则偏向独裁，这是让汪精卫非常不爽的地方。两人几乎处于公开状态的斗争，蒋介石也不得不防着汪精卫一手。所以，汪精卫虽然贵为二号人物，很多事情没有蒋介石点头，他仍然办不成。
久而久之，汪精卫发现自己其实是个背锅侠，平时处处受制，出问题了都要他来背。比如长城抗战失败后，中国向日本求和，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舆论将此事怪到汪精卫头上，后来一个叫孙凤鸣的记者行刺，对汪精卫连开三枪。其中一颗子弹一直无法取出，也是导致他后来死亡的重要原因。
权力就像一剂毒药，政治人物一旦到了一定的地位，对权力便有无穷的欲望，他们内心或多或少有些自负，不愿做别人的影子。汪精卫也是如此，可以说他与蒋介石决裂是必然的事。
军事上的失败
投日并不是汪精卫最开始的想法，他担任行政院长期间推行的政策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甚至还认为在军事积极抵抗，才能在外交上有所突破。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汪精卫也积极奔走支持19路军抵抗，但军界并不买他面子，只从阎锡山那里要来一批手榴弹。
1932年7月，日军侵犯热河，汪精卫电令张学良出兵抵抗，但张并不买他的面子。为此汪精卫不惜与张学良撕破脸皮，发电报痛斥他不仅不抗日，而且不断向政府索取巨额军费，并要求与张学良一同辞职。当然，最终因为蒋介石偏袒张学良而不了了之。
直至1933年的长城抗战才使汪精卫心态彻底转变。前几次与日军作战是局部性战争，国民政府还未拼进全力，无法看出中日双方的差距。长城抗战，中国几乎是以举国之力与日军对抗，但最终结果仍是惨败。汪精卫派心腹陈公博到前线观察，陈回来汇报后使汪精卫态度大变。他认为中国士兵不是不愿战而是不能战，在战场上往往还没看到敌人，就被炸死了。两国实力悬殊，抵抗下去只会白白牺牲。
此前汪精卫曾数此出国考察，认清楚了国际形势。国联根本没有任何作用，欧美袖手旁观，苏联虽愿意援助，但只是企图牺牲中国拖住日本。中国抗战只能靠自己，但靠自己又不是日本的对手。直至抗战全面爆发后，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等正面战场重大战役无一例外都以惨败告终，尤其是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中国几乎半壁江山都已沦陷。这种情况更使汪精卫绝望，最终提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他认为即使欧美和苏联都援助中国，能对日本造成一定麻烦。但“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
内心潜藏的亲日思想
汪精卫早年留学日本，看到了日本的巨大发展，潜意识里羡慕日本，尤其是长城抗战失败后，这种潜藏的仰慕终于被激发出来。用时髦的话说就是“慕强”。日本和欧美同样压迫中国，但基于所谓的“同文同种就是兄弟”的观念，汪精卫内心更倾向于依靠日本对抗欧美。
汪精卫亲日，但他认为自己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是继承了孙中山的理念。孙中山曾在日本作过“大亚细亚主义”的演讲，认为中日同文同种，是兄弟之邦，应该亲善。但亲善是有前提的。一是日本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平等身份对待中国。二是要求日本国民谨慎选择做“西方的鹰犬”还是做“东方的干城”。三是孙中山所说的亲善是与日本国民亲善。
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被汪精卫曲解成“大亚洲主义”，强调“中日合作为解决东亚问题之核心”。他所谓的合作是与军国主义政府的合作，两国要做到“外交方针一致、国防方针一致”“要联合那个，使两个国家一起与之为友，要对抗那个，便两个国家一起与之为敌”。汪精卫幻想依靠日本人的力量复兴中国，从而打破欧美对中国的殖民压迫。所谓黄种人与黄种人联合，亚洲人与亚洲人联合，与日本人提出的“大东亚共荣”不谋而合，事实上就是当日本的傀儡。
另一方面，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大片土地沦陷，日本侵略者也对中国老百姓犯下了滔天罪行。日本在东北、华北扶持了数个伪政权和维持会。这些伪政权头目大多是北洋时期的旧官员、旧军阀，所谓的施政只不过是鱼肉百姓。于是沦陷区的老百姓便成了汪精卫投敌的借口，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对国家对人民负有责任，要去拯救那些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老百姓成了汪精卫的遮羞布，某种程度上能让他觉得投敌多了一些正当性，减轻思想包袱。
事实也是如此，汪精卫在遗书中对自己进行了美化。认为自己保全了沦陷的国土、保全了受苦受难的百姓、保全了被日军击溃俘虏的军人。自己做好了，对重庆方面无害，自己做不好，则影响日军战斗力。战争结束后，他会把这一切都交归中央。言外之意，自己不但无过还有功。当然，这些都是他投靠日本的借口，无法改变投敌当汉奸的事实。
本文原文来自网易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