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中的“秩序”问题：王博教授的深度解读

中国哲学中的“秩序”问题：王博教授的深度解读

在中国哲学中，“秩序”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从先秦经典到诸子百家，再到汉代以后的文化发展，"秩序"问题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北京大学王博教授在“经典与解释”暑期讲习班上，深入探讨了这一主题，为我们理解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王博教授指出，在中国哲学中，“秩序”问题的重要性远超“存在”问题。这在前哲学时代的经典中就已初见端倪。例如，《诗经》关注情感的秩序化，《尚书》则探讨政治和宇宙的秩序化问题。到了诸子百家时期，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各家学派都围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秩序？”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思考。

在中国哲学开启的阶段，各家思考的核心问题都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秩序？以及，为什么需要这样的秩序？如此，不仅差异的秩序形态被描绘出来，其背后各自的道理、所以然也必须被讲出来。后面一个问题，即价值的问题对于哲学家而言更加重要。从法家来看，他们最关注的是国家的构建，但也为此牺牲了很多东西。比如家庭，为了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法家刻画了君、父之间的势不两立；同时，对父子、夫妇、兄弟的关系作了很多幽暗的理解。这在根本上说，是把人牺牲了。法家对人的理解面临很大的问题，它会在任何的时代出现，即国家的建立仅仅是为了强大的国家吗？我们如何安顿其中的家庭与个人？比较起来，儒家更多地强调家国之间的平衡。道家的贡献则是意识到了个人的问题，尽管并没有现实地予以解决。他们很少把人放在家、国之中讨论，而是把人作为一个人来讨论，这非常重要。

汉代以后，中国文化面临的核心问题转变为大一统秩序的构建。从陆贾、贾谊到董仲舒，再到经学，都在致力于这一目标。到了宋明时期，以理气、心性为中心，建立起从宇宙到政治、个人的根本秩序。

王博教授进一步分析了“秩序”的哲学内涵，认为其基本要素包括“位置”、“关系”、“命名”和“价值”。在哲学上，关于“位置”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事物是不是可以被定位？易学中有一对观念是“定位”和“流行”。有的学派重视流行，比如庄子就特别强调“化”，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是捉摸不定的。儒家更多讲定位，君臣、父子、夫妇就是关系中定位。法家的尊君卑臣更是绝对的定位。有定位和基于位置的相互关系，名、名分的问题就出现了。名的问题虽然以知识为基础，但在认知之后，要把它纳入到秩序中间。在荀子、黄老和法家的讨论中，名的问题都归于秩序问题。惠施、公孙龙代表的名家也不例外。

相信名的哲学家会把“有”确立为世界的原则，“有”首先是万有，但万有有其根，即最终的“有”。但是主张流行的人，最后则导向“无”，从老子、庄子到王弼都是如此。他们并不是说事物不能暂时安放在一个位置，但不会把这个位置神圣化、固定化、绝对化。因此，有无问题不是纯粹的宇宙论问题，而是与政治秩序、对人的理解密切相关。“有”的原则是塑造，“无”的原则是因循。

王博教授特别强调了中国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政治哲学的历史几乎与中国哲学一样悠久，且对中国哲学的塑造远超欧洲哲学。中国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集中在“天下是谁的？”和“如何统治天下？”这两个方面。从理想到现实，从历史到哲学，对“天下”的理解有多种阐释：公天下、皇天之天下、高祖之天下、陛下之天下等。这些不同的理解构成了中国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

总而言之，秩序问题是中国哲学一以贯之的一个核心问题，由此出发可以为我们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提供一个重要的视角。

本文原文来自“解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