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军队：清朝的军事支柱与制度创新

八旗军队：清朝的军事支柱与制度创新

清朝的八旗军事制度是其统治的重要支柱，也是当时军事制度的一大创新。八旗军队由蒙古和满洲两大部分组成，每个旗下设多个营队，拥有严格的训练体系和独特的作战方式。士兵们不仅要接受基础体能和战斗技能训练，还需掌握马术、射箭等特殊技能。八旗军队注重骑兵的运用，采用轻骑机动和突击战术，以迅猛的攻击和阻击敌人。这种军事制度不仅为清朝的统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还对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制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八旗制度由努尔哈赤于16世纪末创立，最初以牛录制为基础，后发展为四旗（黄、白、红、蓝），再扩展至八旗。每旗下设多个牛录，人数不固定，可根据皇帝需要调整。八旗分为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共八旗，其中镶黄、正黄、正白旗为上三旗，直属皇帝管辖，担任皇宫守卫等重要职责；其余五旗为下五旗，由其他皇室成员统领，驻守各地。

八旗军队由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组成，分别由满洲人、蒙古人和汉人组成。这种民族分旗管理的方式，不仅强化了清朝的控制力，也扩大了其统治基础。八旗军队的主要兵种为骑兵，衍生出护军、前锋、骁骑等精锐部队，步兵则负责攻城及火炮操作等任务。

八旗军队的训练体系十分严格，士兵们不仅要接受基础体能和战斗技能训练，还需掌握马术、射箭等特殊技能。这种全面的训练体系，使得八旗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出色。

在作战方式上，八旗军队注重骑兵的运用，采用轻骑机动和突击战术。努尔哈赤时期，为了应对明军的火器优势，八旗军队创新性地使用了盾车战术。盾车是一种战车，实质是从攻城器械中演变而来，在上图所绘玛尔墩之战中，盾车的作用即是为攻城士兵提供遮蔽，用于防御守城一方的飞石滚木“城上飞石击之，复用木撞其车，前车被摧后车相继，二车俱坏，众皆蔽身于一车之后缩首不能上攻”[1]。
明人范景文在《战守全书》中有这样的描述：“牌甚厚，一层牛皮，一层铁皮，小砖石击之不动，大砖石击之滚下，柴火掷之不焚。”，两朝从信录所记则为“前一层用木板，约至五六寸，用机转动，如战车之制以避枪炮”。盾车之制使用五六寸厚的木板，约15厘米左右厚度，木板有机括可以转动，外铺牛皮和铁皮，形成3层复合装甲结构。这种结构的作用显然是为了防御明军的枪炮，为己方部队提供一个有效的遮蔽，一车可遮蔽高达20人“奴以牌车推遮一车二十余人”[2]。
对比明军战车的木板，因为仅需要防御蒙古人的弓矢，通常所用于防御的木板就仅有1寸，万历年间叶梦熊所创的应用广泛的轻车木板甚至仅有6分厚[3]。五六寸对比6分，这种鲜明的差异反映出明军战车与后金盾车作战思路完全相反。明军战车是火器的载体，后金的盾车却是为防御火器而来。一个是用于攻击的矛，另一个就是防御的盾，针对明军火器战术所设计。
最初的盾车并不是用来野战，大部分使用场合依然是攻城。被用于野战则为努尔哈赤反明时所创，攻抚顺之战努尔哈赤就未曾使用盾车，一直到萨尔浒之战，满洲均未有使对明用盾车作战记录，直到萨尔浒之战后，在攻击沈阳时开始出现盾车的记载。究其原因显然是在萨尔浒和抚顺清河之战时，明军的火器给后金军造成了非常大的损伤，尽管满洲冲锋在最前的步兵为了防御火器身穿一层铁甲外还要披一层绵甲，但依然在明军火器攻击下出现很多伤亡。努尔哈赤不得不思考如何对付大量使用火器的明军，为了减少自身伤亡，并为自己的士兵提供一个能够遮蔽炮火，抵近到可以用弓箭射击明军的武器，盾车这种攻城器械才被努尔哈赤巧妙运用在野战中，弥补了自己缺少火器的劣势。
在攻击沈阳城时，“十三日卯时，绵甲兵携盾车，往攻城东。明人掘堑十层，深一人许，堑底插有尖木。堑内一箭之地，复浚壕一层，壕内侧以一二十人始能抬起之大木为栅。栅内又掘　大壕二层，宽五丈，深二丈，壕底插有尖木。壕内侧排列盾车，每车置大炮二门、小炮四门，第车间隔一丈，筑土为障，高至肚脐，障间设炮各五门。”[4] 明军在沈阳城外立营，布置壕沟、木珊，并排列战车，每辆战车放大炮两门，小炮4门，每车之间也筑土设5门炮。满洲所携盾车显然为对付明军这种火力布置而来。
首次使用盾车的纯粹野战即浑河之战，战前努尔哈赤已经刻意强调需要使用盾车，但后金红巴雅喇却并未遵守命令，轻敌的红巴雅喇直接以骑兵冲击的方式向以类似钩镰枪的长矛（白杆枪）密集阵和配有药弩的川军攻击，却不幸遭到失败，骑兵连续冲三次被杀两千人，还损失了一名参将和2游击。最后在攻击浑河南岸浙兵车营时，八旗前推盾车掩护遮蔽车营枪炮，为后续的弓手和骑兵提供了良好战机。
明军车营通常几乎不带重炮，战车携带多是杀伤人员的佛郎机和灭虏炮。即便是千斤将军炮，每营也只装备个位数，且千斤将军炮还常常使用霰弹而不用实心弹。明军的车营战术思路完全是以对付蒙古骑兵所设计，依靠大量轻型火炮辅以单兵火枪在不同距离上对冲击而来的蒙古骑兵以大量杀伤。因为蒙古人作战精锐常常冲在前方，遭受数轮火器打击后，精锐一但损失过多，蒙古人就会迅速逃走，这时被束在车营内的明军骑兵就可以追击抢人头了。但在这种战术思路指导下，车营所带火器几乎对后金盾车无能为力。从浑河战后明朝这边的记载看，此战明军对八旗杀伤大部分为川军所为，满文老档对明军的记载显然也更突出了川军，浙兵车营可以说战果寥寥，原因即是车营火器完全被盾车所压制。
从努尔哈赤使用盾车开始，明军这边唯一有记载的能有效击毁盾车的火炮恰恰是宁远之战首次投用的红夷重炮，根据现存天启年间送入北京的前后2批红夷炮遗留下来的实物，这些红夷炮是来源自英国的22～26倍径比长炮，弹重介于12至18磅，“城上铳炮迭发每用西洋炮则牌车（盾车）如拉朽”[5]。虽然红夷炮在宁远之战中取得战果，但因为宁远城的修筑存在问题，依然有盾车接近城墙，致使后金军在盾车遮蔽下凿城，明军采取的做法是使用万人敌等爆炸性火器丟到盾车侧面爆炸的方式攻敌或依靠夜间敢死队坠下来放火烧。
满洲战法是步兵or骑兵？
说完盾车再来谈与盾车匹配的战术。八旗配合盾车的并不是只有步兵或重步兵，骑兵才是重要的一环，或者说，盾车以及推盾车顶在前面的披两重甲的步兵，只是为了帮助骑兵创造接近明军阵营，创造发动冲击的机会，骑兵实质才是战争主角，骑步兵相配合才是满洲八旗作战的精髓。
天命八年四月努尔哈赤的谕令“汗降书谕曰：“著每牛录遣甲兵百人，以十人为白巴牙喇，携炮二门，枪三枝；再将九十甲兵分之，其四十甲兵为红巴牙喇、携炮十门、枪二十枝，又十人，携盾车二辆、水壶二个。黑营五十人，携炮十门、枪二十枝，又二十人携盾车二辆、梯一架、凿子二把、锛子二把、钓钩二个、镰刀二把、斧二把、席四领、叉二把、连夹棍一根、水壶二个及一月用之木炭、绵甲十五副。每一甲喇携大炮二门。”[6]
其中，白巴牙喇sanggiyan bayara即后来的白甲护军，也是《李朝实录》中郑忠信所说：“别抄者，着水银甲，万军之中，表表易认。行则在后，阵则居内，专用于决胜”，白巴牙喇为满洲精锐骑兵，穿“水银甲”即明朝所谓的明甲，将甲片打磨光亮露出铁色制作的扎甲。红巴牙喇fu

八旗军事制度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其军民合一的特点和世袭制。八旗军队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出征，这种军民合一的制度不仅节省了国家的军费开支，也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世袭制则确保了军事力量的传承，使得八旗军队能够保持长期的稳定和强大。

八旗军事制度对清朝的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为清朝的统一和巩固提供了坚实的军事基础，还推动了清朝中央集权的建立和完善。同时，八旗制度还促进了民族融合，通过吸纳多民族入旗，扩大了清朝的统治基础，增强了国家实力。

然而，八旗军事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定，八旗军队逐渐养尊处优，战斗力有所下降。特别是在晚清时期，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八旗军队的落后性日益显现。尽管如此，八旗军事制度在中国军事史上仍占有重要地位，其创新性和影响力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