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县制起源新论

中国古代县制起源新论

县制起源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从西周分封制入手，详细探讨了县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涉及秦、楚、晋等国的县制特点，并引用了大量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作为佐证。文章内容详实，论证严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问题提出及概念引入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研究中，县制起源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对于思考郡县制形成发展、国家地方治理早期变迁颇具意义。关于县制起源，古人已有归纳辨析。今人以顾颉刚、增渊龙夫探讨较早，对中日学界影响甚巨。顾氏将县制分作两种类型：秦、楚县制相近，灭国而立，由君主直辖；晋、齐、吴县多是卿大夫封邑。增渊龙夫认为春秋晋县兼具封邑和公邑两种性质，“以之为县”的途径是破坏邑内原有氏族秩序，甚至迁出原住民。后续研究注重三个方面：一是概念归纳及阶段划分，如分作县鄙之县、县邑之县、郡县之县；二是类型区分与生成方式，如分为王畿与诸侯不同区域，又如分为楚县、晋县、秦县等不同系统；三是实现途径及结构分析，如关注邑内支配者、被支配者等层面的秩序变动。

县制起源不仅是一个政区地理、行政区划的历史地理学问题，还是一个社会形态、政治结构变动下的官僚制起源与央地关系问题。既然讨论“起源”，需要立足更大历史背景，厘清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关系，不仅上溯春秋，更远追周初分封的“王畿—诸侯”、诸侯“国—都—邑”政治秩序，关注“公邑—私邑”统治模式。既然讨论“演变”，需要考虑不同时期与地域的邑、县形态差异，建立适用前后时空、较为客观且可供比较的基本参照，引入“方百里”、“千里”等辖域概念，可使线索梳理落至实处。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对秦汉县制有经典表述：

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比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黄绶。成帝阳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绥和元年，长、相皆黑绶。哀帝建平二年，复黄绶。

上述记载反映的实际是西汉中后期情况，不但与秦及汉初不同，而且应是据不同时期史料缀集而成。从史实而言，秦县长官只设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已依万户区分大、小县，但“减万户”仍为令；秦代县丞、尉秩五百石至三百石，西汉初年县丞、尉秩五百石至二百石，而非“四百石至二百石”。从史料而言，因“成帝阳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故“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当在阳朔二年（前23年）之前；“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所据材料在绥和二年（前7年）；文末两次绶制变更的交代，又在建平二年（前5年）以后。

所谓“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皆秦制也”，指秦汉县域受人、地两种要素影响，而以前者为主导，面积相对稳定。“方百里”之“方”，有方圆、周围（周长）、平方、正方形边长、广袤相加之和（周长之半）等多种意见。先秦至魏晋，“方百里”之“方”，既不指周长、广袤之和，也不是正方形的边长，而是绝长续短而成的正方形面积。“方百里”之“百里”，指边长为100里，“方百里”为10000平方里。由此，相较于将“方”释为“纵横”、理解为正方形边长，“方百里”之“方”、“百里”应分作解释。这种描述面积却交代边长的方式，颇具古代特色。

汉晋县城、县境统计，分为两种方式。县城统计城围周长，如青岛土山屯汉简《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称，“城一舟（周）二里百廿五步”；或兼记城高，如时代靠后的郴州晋简《桂阳郡计阶簿》称，“便城周匝一里十五步高一丈五尺”、“晋宁城周匝一里二百卌步高一丈五尺”，对后世多将“方某里”理解为周围、周长，应有影响。县域主要计算东西、南北长度，如《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称“县东西百卅五里五十步，南北九十一里八十步”，与尹湾汉简《集簿》记西汉成帝时东海郡“界东西五百五十一里，南北四百八十八里”及《汉书·地理志》后序载“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格式全同，开启后世地志州府县境书写传统。《后汉书·东夷列传》云东沃沮“东西夹，南北长，可折方千里”，记东西、南北长度而非面积，恰与“方百里”折算方形面积而侧重交代边长的体例近似。堂邑县“户二万五千七”，属万户以上大县。县境东西长135里50步，南北长91里80步，与“大率方百里”相合。

汉唐以“百里”作为县、县令的代称。儒家希慕古制，崇尚周统，“百里”修辞甫现，便与先秦古制建立联系。东汉明帝语作“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班固荐谢夷吾文称“及其应选作宰，惠敷百里”。此尚属将汉制与春秋情形比附。顺帝初，左雄上疏：“今之墨绶，犹古之诸侯，拜爵王庭，舆服有庸……”李贤注“墨绶谓令长，即古子男之国也”，理解略嫌保守。王莽复古改制，还曾付诸实践：“诸公一同，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则，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此本诸《礼记·王制》而稍有调整。先秦一“同”为“方百里”，新莽“公”级诸侯封地为“土方百里”，与县“大率方百里”正相对应。实将汉县渊源上溯，与周初分封比附，建立起更久远的历史联系。

汉代视郡如邦国，郡守另称“千里”。有意思的是，《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虽言“县大率方百里”，但未用“郡大率方千里”一类表述。前引尹湾汉简《集簿》记东海郡东西、南北长度均在500里左右，可称“大率方五百里”。当然，汉郡不等同于秦郡，秦分天下为36郡，郡目后有添增，西汉成帝时已有103郡。秦及汉初每郡统县在15—20个，秦县“大率方百里”，更为名副其实。秦已有“千里”之称，睡虎地秦简《语书》记“志千里使有籍书之，以为恶吏”，整理小组注作“志，记。千里，指郡的辖境”，译文作“由郡官记录在簿籍上向全郡通报，作为恶吏”。《语书》“有”多读作“又”，“使”或作名词，上接“千里”，指行县郡吏，此句可作“志千里使，有（又）籍书之，以为恶吏”。秦简出土地安陆属于秦南郡，取直线距离最长者，南郡东西长约1063里、南北长约613里，与“千里”呼应。秦郡中大于南郡，特别是东西、南北皆超千里之郡，尚有一些，故秦郡可称“千里”甚至“大率方千里”。

明晰秦汉郡县实况，引入“方百里”、“千里”等辖域概念，可进一步激活旧有史料，使对县制起源的长时段考察获得可供比较的基本参照。

西周分封与“公邑—私邑”复合制

武王伐纣，小邦周克大邑商，西周以宗周、成周为王畿之域，畿外广行分封。王畿、诸侯的辖域关系，文献多有载录，《左传》记“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杜预解一“圻”为“方千里”，一“同”为“方百里”。据此，天子王畿是诸侯（公侯）之地的100倍。西周王畿为关中盆地及洛阳地区，西起宝鸡，东至洛阳，东西约1058里，南北不及千里。

本文原文来自《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