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后的全球经济新格局：挑战与机遇并存

新冠疫情后的全球经济新格局：挑战与机遇并存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三年多来，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应对疫情，全球经济逐渐步入复苏轨道。然而，这场疫情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重塑了全球经济格局。从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到主要经济体的政策调整，再到数字经济的崛起和绿色经济的发展，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强劲逆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深刻改变了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本土化、区域化、多元化发展态势。2024年以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不断深化，并呈现一些新特点。

产业链区域化态势更加明显。为提高供应链安全性，美国等国家大力推进“近岸外包”，支持企业加大在周边邻国生产布局，缩短供应链距离。《美墨加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大型自贸协定的实施加强了区域内国家间的产业分工联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发展态势更为明显。在北美地区，墨西哥作为美国近岸制造承接地，2024年以来吸收的外资中四成来自美国和加拿大，超五成流向制造业，进一步巩固了墨西哥作为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的地位。

美欧制造业本土化困难浮现。美国及欧盟出台一系列政策，大力推进半导体、新能源等制造业回流。在政策激励下，不少跨国企业宣布大额投资计划。但受市场需求减弱、补贴资金不到位、建厂成本超预期、产业配套不健全等因素影响，许多项目进展不及预期。英国《金融时报》发布的调查显示，在拜登政府《通胀削减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实施首年公布的造价过亿美元项目中，延期乃至无限期暂停的项目总投资额达840亿美元，约占宣布总投资额的37%。欧洲因经济疲弱和通胀高企面临“去工业化”压力。2024年9月以来，大众、奥迪、采埃孚等车企和零部件供应商相继宣布关闭欧洲工厂或大规模裁员计划。

产业链重构向上游矿产资源延伸。随着关键矿产和原材料对全球能源转型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各国加大对关键矿产开发利用的投入，通过建设本土化供应链、强化与资源富集国合作等方式，建立多元化的矿产供应链。2024年以来，美国牵头成立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进一步扩容，并组建“矿产安全金融网络”，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矿产开发项目投资。欧盟在2024年3月正式通过《关键原材料法案》，规定在2030年前实现关键原材料年度消费量的至少10%源自欧盟内部开采、至少40%在欧盟内部加工。同时，资源富集国也通过提高税费、限制或禁止原矿石出口等手段，延伸本土产业链。

展望未来，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大国博弈更加激烈、国际地缘政治形势更为纷繁复杂的大背景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进程将按下“加速键”。发达国家将继续加大制造业回流干预力度，推动战略性产业和制造业核心环节回归本土。新兴经济体则有望利用要素成本优势和地缘政治有利地位，积极承接相关产业转移，发展成为区域加工贸易产业集聚地。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将加速产业链供应链自动化、智能化升级，进一步推动近岸化与本土化发展。

2024年，世界经济在“软着陆”轨道上低速前行。全球供给端扰动居于主导，地缘风险攀升，保护主义抬头，贸易碎片化程度加深。全球贸易规模占GDP的比重仍迟滞不前，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区域分化加剧，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全球生产率持续下滑，创新能力和资本投入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复苏的重要瓶颈。全球抗击通胀之战取得阶段性成果，全球经济体总体通胀率从2023年的平均值6.7%下降至2024年的5.8%，为主要经济体央行放松货币政策铺平了道路。国际金融市场在不确定性中前行，日元套息交易逆转引发“黑色星期一”风暴，全球金融产品迎来重新定价潮。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变局加速演进，迫切需要探寻应对之道。

资源错配引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明显减速。近年来，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面临生产率增长放缓的挑战，发达经济体年生产率增速从1995年至2000年的1.4%骤降至新冠疫情后的0.4%，新兴经济体则从2001年至2007年的2.5%下跌至0.8%。全球生产率的持续下滑制约经济复苏步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在缺少重大技术进步或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2030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为2.8%，远低于3.8%的历史平均水平。

杠杆交易平仓触发全球资产价格重定价潮。2024年8月，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引发外汇市场套利交易发生剧烈变化，投资者开始重新评估资产配置结构。日元融资的套利交易受到去杠杆化冲击，东证股价指数2024年8月5日一度暴跌12%。外汇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日元和瑞士法郎等融资货币大幅升值，而墨西哥比索等高收益货币则遭受重创。虽然后续未引发更大规模的市场失调，但也暴露出大规模杠杆交易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的潜在风险。

不对称性财政政策加重全球政府债务风险。疫情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央行曾步入紧缩政策周期，而财政政策并未进行相应调整，仍普遍采取不对称性财政政策。经济复苏期，各国财政紧缩措施未能及时跟进，债务规模持续膨胀。2024年底，全球公共债务规模将超过100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93%，到2030年，预计将接近GDP的100%。高昂的偿债成本将制约各国政府的财政空间，限制央行的回旋余地，对全球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构成潜在威胁。

展望2025年，世界经济将在诸多不确定性中蹒跚前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5年全球GDP增速为3.2%，与2024年基本持平。不同国家和地区增长表现分化，美国经济增速将放缓，欧元区经济略有回升，亚洲地区将保持增长势头，全球通货膨胀总体水平将回落至2025年的4.3%。随着市场需求不断修复，跨境投资活动有望扩张，全球贸易规模增速将有所回升。全球需要加强国际政策协调，推进数字绿色转型，完善全球治理架构，以应对复杂的、全球性挑战，踏上更加平衡、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随着全球经济逐渐从新冠疫情的阴影中复苏，新兴市场国家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经济复苏情况备受瞩目。这些国家通常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等“金砖国家”，以及其他一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

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呈现出多样性。一方面，一些国家得益于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和快速的疫苗接种率，经济活动迅速恢复。例如，中国在2020年第二季度就实现了经济正增长，并且在随后的时间里持续保持了增长势头。印度在经历了2021年初的严峻疫情挑战后，经济也开始逐步复苏。另一方面，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由于疫苗接种率较低、医疗资源有限以及疫情防控措施执行不力，经济复苏步伐较为缓慢。这些国家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受到严重冲击，失业率上升，贫困问题加剧。

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首先，疫情的不确定性仍然是最大的挑战之一。疫情的反复和变异病毒的出现，可能导致新的封锁措施，对经济活动造成影响。其次，全球供应链的紊乱和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增加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此外，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水平普遍较高，金融市场的波动可能导致债务负担加重，进而影响经济复苏。

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复苏还面临结构性挑战。许多国家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提高生产效率和竞争力。例如，改善基础设施、提高教育水平、推动科技创新和促进绿色发展，都是新兴市场国家需要关注的长期任务。

在国际合作方面，新兴市场国家需要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疫苗的公平分配和全球经济的稳定复苏。同时，这些国家还需要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

总的来说，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复苏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平衡短期复苏与长期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有效的政策措施和国际合作，这些国家有望克服当前的挑战，实现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

新冠疫情加速了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步伐。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电子商务等数字服务需求激增，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据国际电信联盟（ITU）统计，2020年全球数字服务出口增长8.8%，达到3.19万亿美元，占全球服务出口总额的63.6%。数字经济不仅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了新动力，也为未来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气候变化已成为日益严峻的国际问题，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任务。2015年，包括中国在内的193个联合国成员国共同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立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旨在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以彻底、综合的方式推动变革与转型，引领全人类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在过去的几年里，新冠疫情、地区冲突、粮食安全以及极端气候等多重危机警示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迫在眉睫。然而由于疫情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等推动绿色发展的紧迫任务为各国带来了更大财政压力。有限的财政资金和日益增长的绿色发展需求对各国完善预算制度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统筹兼顾经济、生态与环境效益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绿色预算可成为全球各国落实政府责任与刺激绿色资金投入的有力规划工具，有利于使绿色发展目标与财政资金高效利用相统一，正越发受到各国政府重视。

中国倡导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旨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2020年9月，中国向国际社会郑重承诺，要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并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简称“双碳”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也对化石能源替代、新能源装机量与森林蓄积量提高等提出了相关具体目标。

据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估算，从2021到2050年，中国在绿色低碳领域的投资需求总额将达487万亿元。这意味着未来30年，中国需在该领域年均投入超16万亿元，其中财政资金年均投入在万亿规模，并负有撬动社会资金用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清洁交通、绿色建筑和低碳制造等领域的责任。

公共资金的杠杆作用是撬动绿色金融发展的基本保障。全球低碳转型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然而绿色行业面临诸多融资壁垒。绿色预算工具的应用可以有效发挥公共资本的杠杆作用，推动公共资金精准流向能够撬动社会投资的领域，利用有限的公共资本撬动或“挤入”社会资本，降低运营中的信用、市场、声誉、环境等风险，加快推进绿色产业发展和绿色转型。透明的信息公开机制和绩效考核目标为私人资本提供了相关投资信息，能够有效降低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

不同绿色项目的收益率存在较大差异。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当前已较为成熟稳定，收益率较高，大量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运营；而环保类、生态保护修复类、气候适应类等项目类型则大多尚未形成清晰的收益回报路径，仍由财政资金主导。对于两类不同的绿色产业，财政与金融在其中的角色并不相同。完善的绿色预算制度有助于划清财政和金融的边界。如果二者目的与边界划分不清晰，则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便难以发挥，容易导致私人部门挤出，也将影响政府服务功能，加剧政府财政负担。

通过绿色预算制度的完善加强绿色财政政策与绿色金融政策的协调，有助于形成政策合力，为市场的培养和发展拓展空间，将投资机会和风险让渡给市场，促进绿色产业规模化发展。

新冠疫情后的全球经济新格局充满挑战与机遇。全球供应链的重构、主要经济体的政策调整、新兴市场国家的挑战、数字经济的崛起以及绿色经济的发展，都在塑造着一个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面对这些变化，各国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推动全球经济实现更加平衡、可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