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阶层精神与气质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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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士阶层精神与气质的流变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士"阶层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他们不仅是知识的传承者，更是道德理想的守护者。从春秋战国到明清时期，士阶层的精神与气质经历了怎样的流变？这种流变又如何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士农工商，士是排在第一位的。既然排在第一位，就是要带领其他阶层往前走。学而优则仕，士阶层兼具“学者”与“官僚”的双重身份，是思想文化知识的富集者，也是社会治理的主导者。

从出身来看，中国的士阶层不主要靠先天贵族血统入仕，而是凭思想、情怀、知识、才能；他们不一定要有经济与政治特权，但必须得有经史子集的丰富知识、琴棋书画的高雅情趣、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衣食住行的优雅生活，同时还兼有道德教化的职责。他们的起点往往是普通平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读书和道德修养，最终靠知识改变命运，进入“士大夫”群体。当代中国，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从农村走出来，从城市的最底层出发，靠自身的不懈努力、学习和拼搏，而进入到一个更高的阶层或精英阶层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人和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是一样的。

统治阶级的统治一刻也离不开对士阶层的依赖，除非其放纵统治走向崩溃。国家形成后的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统治秩序框架范围内，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和处置社会矛盾中，士阶层表现出不同的精神与气节，流变自有其内在的规律。

春秋战国：士阶层的全面崛起

春秋战国大争之世，士阶层全面崛起。孔孟老庄孙墨鬼等拉开了“百家争鸣”的思想大爆发时代，形成中国思想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董仲舒版本的儒家学说成为汉代的官方哲学之后，奠定了封建国家秩序的根基。魏晋动乱时期，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士阶层表现出强烈的非主流不合作倾向，追求出世的玄和雅。宋代汲取前代佛道大兴的弊端，以“北宋五子”为代表全面复兴儒学，士大夫气节达到历史最顶峰，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心忧天下的中流砥柱意识最为强烈。清前期，将科举取士作为牢笼读书人和民族压迫的工具，文字狱之下，犬儒意识全面渗入士阶层，合作与反抗并存；清晚期，曾左李康梁再度唤起阶层的国家和民族担当。

两千多年间，“士大夫精神”虽经历了几多流变，但却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不变的精神核心，那就是“道”，就是“士志于道”，建立起安定有序的统治秩序，使得人民可以安居乐业。“士志于道”的士大夫精神，就是一种坚守道德理想，追求高尚人格，承担社会责任的人生状态。

春秋战国之际，孔孟是士大夫精神的集中承载者。孔子为天下，可以周游列国，惶惶如丧家之犬，而不改其志。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早上得道之后，哪怕晚上死去也心满意足。在孔子的时代，出现了社会和文化的双重焦虑。天下无道，社会秩序混乱，君主不像君主的样子，臣民也不像臣民的样子，父亲不知道慈爱他的儿子，儿子也不知道孝敬他的父亲。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要重建一种好的社会秩序。孔子认为，那就要恢复西周所创立的礼乐文明。他还提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又将士大夫精神和气节往上推了一层，孟子成为士大夫不可夺、不可移独立气节的符号。

魏晋时期：率性自由的追求

魏晋时期，在东汉末年社会矛盾和政治黑暗的作用下，“士大夫精神”发生了变化，充分表现为“率性自由”。社会道德的“节义”不再是士大夫作为“名士”的人格标志。他们在定义人生价值和社会目标的时候，回到了生命的原点——自我，即对万世万物做价值判断的时候，突出了自我在其中的主体地位，即率性自由。一切与个人身体和精神生命有关的价值，诸如健康、长寿、美貌、智识、哲学、艺术等精神享乐与自然快乐的内容都成为魏晋士大夫所热烈追求的。他们不太关注自身的社会责任感，而对身体与心灵的平衡尤为关切。“身在庙堂之上，心在山林之间”，可以作为这个阶段士大夫精神面貌的写照。

唐宋时期：圣贤气象的展现

唐宋时期，士阶层精神气质进入到圣贤气象阶段。什么叫圣贤气象?张载有句名言：“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唐前期，明君贤相带来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王道与霸道之争，唐太宗支持魏徵，确立示人以正，以人为本，以德治国哲学，房玄龄杜如晦等名相辈出。宋代士大夫“士志于道”“心忧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表现出一种深切的忧患意识。认为天下老百姓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和天地万物都是同类。认为人人皆可为圣贤，以圣贤为目标，就会表现出一种圣贤的精神气质。所以，圣贤气象既包括了先秦时期“士志于道”的社会责任感，又囊括了魏晋时期追求内心自在的理想。

明清之际：豪杰精神的呼唤

明清之际，一些思想敏锐而深刻的士大夫对士大夫精神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在追求圣贤气象前必须首先具有豪杰精神，即圣贤兼豪杰的气质。在于明朝被清朝打败之后，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开始反思明朝灭亡的经验教训。他们认为，只讲圣贤气象是不够的，必须要有豪杰精神，才不会出现亡国亡天下的惨痛历史。豪杰精神就成为明清之际士大夫奔走呼号的时代心声。著名代表人物有王船山、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都呼唤这种豪杰精神。比如王船山，他认为士大夫必须要具备一种智勇双全、创造功业的豪杰精神。他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所有的士大夫要做圣贤，但是如果没有豪杰精神，就不能做圣贤。豪杰，是成就圣贤的必要条件。士大夫要做圣贤，首先要考虑自己是不是豪杰，有没有经世的能力，有没有坚强的意志，有没有卓越的事功。

清代中晚期，在中西方激烈动荡的大变革时代，痛彻反省和救亡图存成为士大夫担当精神的集中体现。如魏源、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湘军将领本身就是一个士大夫集团，虽然它的士兵都是在湘中地区招募的农民，但是将领都是士大夫，是儒生，是读书出生，而不是军人。曾国藩就是一个典型。他也说：“豪侠之质，可入于圣人之道”。他还把圣贤的“仁、义、礼、智、信”，作为管理军队的办法。也就是说他把圣贤的道德理念与豪杰的经世事业结合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