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军队与区域联动：唐代辽东之役的再认识
多民族军队与区域联动：唐代辽东之役的再认识
唐代辽东之役不仅是一场局部战争，更是在东部欧亚地区引发多层联动的重要历史事件。这场持续七十年的战争，不仅展现了唐朝的军事实力，也揭示了唐朝与周边民族、国家的复杂关系。本文将从唐军的胡汉混融、周边政权的联动反应以及这场战争对东部欧亚格局的影响三个方面，深入探讨唐代辽东之役的历史意义。
唐军的胡汉混融与参战的北边诸蕃
唐代辽东之役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唐军的胡汉混融。唐太宗、高宗时期，唐朝大量征调突厥、契丹、奚、靺鞨等北方民族的军队参与对高句丽的作战。这种多元化的军事力量构成，反映了唐朝军事体系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突厥部落随唐东征
突厥部落在辽东之役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阙特勤碑》记载，突厥部落跟随唐朝东征高句丽，展现了唐朝与突厥之间的复杂关系。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正式发兵高句丽，突厥蕃将如阿史那思摩、阿史那社尔等率领本部军队参战。这些突厥将领多为可汗、小可汗或酋长，显示出突厥部落对唐朝东征的大力支持。
契丹、奚的参战
隋唐时代，靠近幽营地区的契丹、奚、靺鞨具有一定的联动性。唐朝在征讨高句丽时，常常利用契丹、奚等部落的力量。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建议仅以契丹、靺鞨偏师进攻高句丽，以缓解新罗的危机。营州都督张俭率领幽、营兵及契丹、奚等蕃兵，作为六军先锋参与对高句丽的作战。契丹、奚等部落不仅成部落地开赴战场，而且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靺鞨的分化
靺鞨在辽东之役中表现出明显的分化。一部分靺鞨部落追随唐朝作战，如突地稽部在隋末内属营州，并在大业八年辽东之役中参战。而另一部分靺鞨则依附于高句丽，与唐朝对抗。这种分化为重新认识靺鞨群体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实例。
高昌、粟特、羌、蛮诸蕃将
除了北方民族，高昌、粟特、羌、蛮等西域和南方民族也参与了辽东之役。高昌王麴智盛、粟特首领安附国、羌人将领钳耳大侯以及岭南蛮人将领庞孝泰等，都率领本部兵马随唐军作战。这些蕃将及其部队的参战，进一步体现了唐朝军事力量的多元化。
唐代辽东之役与周边联动
唐朝发动辽东之役后，周边政权纷纷采取行动，形成了复杂的联动关系。这些联动不仅影响了唐朝的对外政策，也改变了东部欧亚地区的政治格局。
薛延陀的异动
贞观十九年（645），薛延陀趁唐朝忙于对高句丽作战，大举进犯内陆。薛延陀真珠可汗虽然在位时未采取行动，但其少子肆叶护拔灼继位后，立即发兵寇夏州。唐朝被迫从辽东战场调回突厥大将执失思力进行反击。这一事件反映出唐朝东征与北边防御之间的内在联系。
吐蕃的反响
吐蕃对唐朝的辽东之役表现出高度关注。松赞干布在《贺平辽东表》中详细描述了唐朝平定高句丽的过程，并表达了对唐朝军事行动的赞赏。吐蕃积极搜集辽东战事进展信息，对唐朝出师、回师细节了如指掌，为其后来趁机进攻唐朝西边创造了条件。
倭国的震荡
倭国（日本）在辽东之役中也受到重大影响。倭国积极支持百济与唐朝、新罗作战，齐明天皇亲自督造军器、战船。然而，倭军在白江之战中受到重创，对外取向也受到深远影响。战后倭国彻底放弃对抗唐朝的思维，转而积极派出遣唐使吸收其先进文化。
新罗的统一
唐朝灭亡百济、高句丽之后，新罗完成了对唐朝以东、靺鞨势力以南朝鲜半岛广大区域的政治一元化。新罗不惜对唐朝付诸武力，最终在半岛内构建了一个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体。辽东之役的结局某种程度上是新罗利益的最大化，“统一新罗”实乃拜辽东之役战果所赐。
契丹反唐的连带影响
辽东之役后，契丹屡受唐朝征发兵役，最终在营州都督的不良政策下爆发反唐动乱。北边的后突厥则趁机攻破、吞并契丹兵众，实力大增。这又促使漠北回纥内附唐朝，与唐朝联手后攻杀突厥默啜，由此回纥在漠北取得了类似新罗在海东获得的地位。
结论：中国史研究的新视野
唐代辽东之役不仅是一场局部战争，更是唐朝在东部欧亚地区展现其影响力的重要历史事件。这场战争调动了唐朝周边诸多政治体及其部众，引发了连环性波动，同时也强化了唐朝作为区域中心的影响和地位。唐朝在对高句丽战争中构建的，的确是一个如星辰环绕的太阳式的世界帝国。
唐朝前期向西、北、东三个方面的政治军事行动背后，隐藏着国家发展的整体意图，这种意图超越传统农耕地区指向周边与之抗衡的政治势力（如突厥、高句丽）或与它联络交往的势力（如铁勒诸部）或叛服不定的势力（如吐谷浑、党项）时，唐朝与周边的关系已超越单纯政治军事争衡而将中原与周边联结为一体。作为草原最强大的游牧政治体，突厥诸部称霸大漠南北数百年，隋唐两代统治者均无法回避与其势力消长中的互动。作为欧亚视域下长城南北游牧与农耕文明互动关系的重要内容，隋唐-突厥关系不能仅以二元互动视角来观察，仍需引入第三、第四等更多相关方进行系统的动态观察，以迫近历史的复杂原貌。高句丽位居辽东的森林、草原、平原复合型区域，夹处农牧之间，考察其与隋唐、突厥的互动颇为必要。当唐朝经过反转性的对外政策调整，在灭亡东突厥之后重启对高句丽的战争时，内附突厥诸部奔赴辽东前线，或者作为中央代表镇抚西部和北部边疆的叛乱和骚动。除了这些与唐朝政令相关联的回应，帝国外部交错连环诸方关系也开始应时而动、随机变化，这是不受唐朝主观支配的。
唐代辽东之役与隋代辽东之役相比，对周边地区有更强的政治军事支配力和影响力。唐朝前期进行的征伐较多，而辽东之役并非最大规模的战争，但它彰显的是居于联结东部欧亚世界的中心地位和强大力量。这一时期的唐朝作为世界性帝国，主要表现在政治与军事上的强盛。这种面貌与随着空前的世界性交流而促成的唐代后期开放包容的帝国是一致的，正如历史本身的连续错杂和整体性同它的无序和偶然性共生一样，这个多族内聚统一的帝国得以形成和延续的诸多要素恰恰孕育于帝国的历史进程中。
唐代辽东之役首先引发了帝国内部蕃族力量的运动。除了东突厥系高级蕃将及其蕃兵直接开赴前线外，唐军蕃汉混成的部队中，还明确地看到契丹和奚在营州都督率领下作战，葛逻禄、回纥、高昌、粟特等蕃将所部，以及随着战争进程加入的靺鞨与高句丽人、百济人部队都因这场战争而齐聚高句丽前线，在南部当然还有新罗军队的配合。作战本身就是唐朝边疆内外即东部欧亚人群的一次大规模移动和互动。其次，唐代辽东之役无疑使周边世界诸政治体产生联动效应，比如薛延陀在贞观辽东之役期间先是受到高句丽利诱，继而自行趁唐朝大军在辽东前线之机袭取唐朝北边；西域焉耆叛乱时机与辽东之役过于巧合，极可能也受到战事影响；吐蕃似乎关注唐朝对外作战，其攻掠西边的军事行动与辽东之役有隐约关联；海东倭国更是在辽东之役扩大至百济战场时，受到高句丽、百济拉动以及和新罗关系的影响，参与对唐朝水军的作战。契丹在高宗时代不断掀起反唐之乱，辽东之役之后的“营州之乱”实际上也源自辽东之役受到征发等一系列影响，他们的暴动又再次引起唐朝域外一连串联动：靺鞨成熟政治体创建（渤海国），其对外影响并日益扩大；后突厥在唐与契丹战争中渔利，势力大增，回纥由此拉近与唐朝之关系；新罗也因辽东之役而脱胎换骨，在半岛内构建了一个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体。
隋唐辽东之役（尤其是唐帝国）引发东部欧亚广域范围内诸种政治关系的交错联动，一方面将唐朝周边诸多政治体及其部众调动起来，进而引发连环的世界性波动，另一方面扰动了与唐朝或高句丽相关的政治体及其人群，客观上凸显了这个区域由唐朝军事行动而形成层层涟漪的态势。至少从这一角度回望唐朝对外关系，并结合中国古代帝国与外部互动的特点，这两方面的联动在地域上已经超出了研究者津津乐道的所谓“东亚世界”范畴，同时也证明此一由日本学者构建的东亚世界绝非“自律一体”，而是属于一个更大的内在互动的区域。
辽东徼外、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由于吸收了以唐文明为核心的汉字文化，在制度、宗教、文明载体（汉字）等具体层面呈现与中原汉地文明相似的面向，并且因较为频繁地受到中原王朝的册封而在官僚体制上愈加和前者趋同，但新罗、日本仍保持着根深蒂固的民族传统以及与中国迥然不同的文化特性，并且随着政治体的成长发展，民族意识和“自尊意识”也日益显现。显然，因为一些后进政治体大量吸收先进的唐朝文明，而将其人为划分为一个文明区域的做法，与历史实际无关，并且掺杂着近代以来地理划分因素中的“误会”。
中国古代帝国兼顾四方而非只面向东方，东边事务即使是如唐代辽东之役这般举国之力完成的案例，也仅是其周边众多方向中的一个方向而已。西域史、中西交通史研究业已揭橥汉唐帝国难以用今日东亚范畴来限定，本文的研究从一个新的角度进一步证明，从地理疆域、人群构成和对外交流来看，唐帝国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居于东部欧亚之国，它与周边人群和政治体展开多重的关系而构建起一种共同体，至少囊括了欧亚东半部的内陆地带和海洋区域。近代以前的世界历史主要是欧亚历史，欧亚视野有助于动态观察中国史的整体图景。我们将会在欧亚发现历史中国之脉，发现中华文明远流，发现东西文明互鉴，发现人类兴衰一体。
本文原文来自《文史哲》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