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遭网暴凸显治理困境，新规出台强化平台责任

专家遭网暴凸显治理困境，新规出台强化平台责任

近年来，网络暴力事件频繁发生，许多受害者在维权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网络匿名性使得侵权者难以追踪，而平台在应对网络暴力时的责任也备受质疑。尽管现行法律已有一些相关规定，但在实际执行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如何强化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有效遏制网络暴力，成为了亟待解决的社会议题。

去年，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侯蓉在全国两会期间带着熊猫幼崽模型亮相，却因此遭到无端谩骂和网络攻击。一些极端“猫粉”编造虚假信息，甚至对专家进行人身攻击。这种网络暴力不仅给当事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也严重干扰了大熊猫保护工作的正常开展。

面对日益严重的网络暴力问题，我国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平台在治理网络暴力中的责任。2024年8月1日起施行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进一步强化了网络平台的信息内容管理责任。《规定》要求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履行网络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完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机制，健全用户注册、账号管理、个人信息保护、信息发布审核、监测预警、识别处置等制度。

国际上，其他国家也在积极应对网络暴力问题。例如，日本计划修改《特定电气通信的信息流通导致侵权等的应对措施法》，要求社交网络服务企业明确网络诽谤中伤的评判标准，建立快速删除机制，并规定企业需在一星期内对受害者提出的删除申请作出答复。

主要社交平台纷纷采取措施应对网络暴力。例如，抖音上线“一键防暴”功能，用户可以自主选择开启，系统将自动过滤掉可能涉及网络暴力的评论和私信。微博也加强了对恶意言论的监控，通过算法识别和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处理违规内容。

然而，平台在治理网络暴力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语言暴力的界定具有主观性，不同用户对“暴力”的理解存在差异；另一方面，网络暴力往往具有突发性和群体性特征，平台难以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此外，过度依赖技术手段也可能引发新的问题，如误伤正常言论。

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在维权过程中往往面临重重困难。首先，网络环境的匿名性使得施暴者难以被追踪和定位。其次，即使找到了施暴者，受害者也需要收集大量证据，包括截图、录音等，才能向平台举报或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个过程不仅耗时耗力，还可能进一步暴露受害者的隐私，导致二次伤害。

例如，在一起网络敲诈勒索企业案件中，被告人李某某等人通过在食品中放置异物并重新密封，制造质量问题的假象，然后以在网上曝光或投诉相要挟，向17家电商企业敲诈勒索206次，涉案金额达17万余元。虽然最终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但企业在此过程中遭受的损失和困扰可想而知。

面对网络暴力这一全球性难题，各国都在积极探索有效的治理方案。德国于2017年通过《网络执行法》，以应对网络上的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法国则在2020年设立“仇恨言论观察局”，并在学校开展反对仇恨言论的启蒙教育。这些措施为我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网络暴力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平台、法律和公众共同努力。平台应继续完善技术手段和管理机制，提高对网络暴力的识别和处理能力。同时，平台也应建立更加透明和高效的用户申诉渠道，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

在法律层面，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明确网络暴力的定义和处罚标准，降低受害者维权的门槛。此外，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跨境网络暴力行为，也是未来的重要方向。

对于公众而言，提高网络素养，理性表达，拒绝参与任何形式的网络暴力，是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关键。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言论自由必须建立在尊重他人和遵守法律的基础上。

网络暴力如同一颗毒瘤，严重侵蚀着网络空间的健康生态。只有通过多方协同努力，才能真正铲除这颗毒瘤，让网络成为连接人与人、传递正能量的桥梁，而不是伤害他人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