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坦斯基：资本主义伦理困境与新精神的重建

创作时间:

2025-01-21 18:09:37

作者:

@小白创作中心

博尔坦斯基：资本主义伦理困境与新精神的重建

“资本主义的伦理困境并非偶然，而是其内在逻辑的必然产物。”这是法国社会学家吕克·博尔坦斯基在其著作《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中的核心观点。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精神正经历重大转变，其伦理困境也日益凸显。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一困境的具体表现，并分析博尔坦斯基提出的解决方案。

资本主义伦理困境的具体表现

资本主义伦理困境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和精神三个层面。

经济困境：资本逻辑的扩张与反噬

资本逻辑的扩张与反噬是资本主义文明陷入现代性危机的根源。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文明虽然促进了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基础和前提，但是文明和野蛮的两面性意味着文明发展悖论的存在。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资本主义文明创造出以往几个世代都不曾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开创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世界历史，但是它也显露出自身无法化解的根本性矛盾。资本逻辑是对资本主义文明中以资本增殖为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表达。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过程中，资本逻辑已经成为一种全方位的异己力量与总体规律，劳动和生产的目的已超出使用价值的边界，而被纳入以交换价值为核心的资本运动中。因此，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中，人既在微观领域经历着深层次的劳动异化，也在宏观层面体验着生存的异化，二者共同构成资本逻辑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反噬。

资本逻辑的运动展现出颠倒性的辩证逻辑。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是具有使用价值的物，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能够成为商品的前提是具有交换价值。从这一视角看，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物可以超出使用价值的边界而成为商品。商品的二重性蕴含了资本主义危机出现的可能性，即资本可以超出效用的范围成为反噬自身的虚拟主体。资本主义现代性中商品的二重性矛盾映射出资本逻辑中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的裂痕。马克思因此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资本在增殖自身的过程中形成了资本逻辑，资本逻辑又导向了以资本为目的的生产。二者形成了以资本为目的的循环，呈现出资本不断追求发展生产力与自身又不断在限制生产力发展的矛盾。

资本逻辑存在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就历史的否定方面来说，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或文明形态，包括现代—资本主义文明，都有其自身的历史限度”。由于资本无限制地扩张，资本主义文明先后经历了多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在扩张的过程中建立了以生产资料私有化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由此无偿占有各个独立劳动者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将这种方式形容为：“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由于社会分工的精细化、生产过程的复杂化，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越来越与社会化的大生产发生剧烈矛盾，甚至成为阻碍生产力提升的桎梏。经济的周期性危机是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突出表现。资本主义的经济越是发展，资本逻辑就越是走向自身的反面，进而引发经济的剧烈波动。资本逻辑一方面必然内在要求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又逐渐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最大阻碍。社会化大生产的诉求是针对社会的有效需求，以社会为基本单位，通过整体性的分工和协作不断提高生产力。然而，资本逻辑以价值增殖为动机和目的，造成了生产和消费的脱节。这种生产的无计划和无政府状态在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引发社会性的生产过剩危机，继而引发剧烈的经济危机。

第一，资本逻辑的扩张存在增殖自身的内在界限。这一界限主要体现为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边界问题。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资本逻辑的扩张不断模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差异，甚至产生用交换价值决定使用价值的悖论。商品的生产需要以活劳动即人的对象化劳动为基础，而资本的增殖过程却可以超越活劳动的限制，成为自我运动的主体。人的活劳动存在时空边界，而资本的运动是一种逻辑运动。资本逻辑试图不断地增加对人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延长人的劳动时间和缩减人与劳动场所的距离，但是它没有把人的生存条件和生态问题列为资本运动的前置条件，以至于资本在扩张的同时，时刻面临着人的存在危机和生态危机。

第二，资本逻辑的扩张存在增殖自身的外在边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的本性和资本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断裂和生态危机问题，因此，他们提出资本主义制度在本性上是反生态的命题。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切断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相互作用，并破坏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从自然和社会的二元关系入手，福斯特提出代谢裂痕（metabolic rift）的概念，用以描述资本主义如何破坏维持地球生命的自然循环和过程。福斯特指出，生态环境问题绝不是市场调节的失灵。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生态问题的原因在于其核心特征：无休止的积累；为市场交换而进行的竞争性生产；促进消费主义文化产业产生的永不满足的欲望。福斯特在此处主要借鉴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在自然和社会这两个实体之间造成了隔阂，导致生态系统失衡和资源枯竭。基于交换价值的原则，资本逻辑一方面把人的活劳动变成商品化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更是把自然界中的矿产、油气等资源变成商品。从这一角度出发，自然界中只要是能进行商品交换的资源都是商品，因此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的历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界展开了无止境的开采与破坏，造成大量珍稀物种的灭绝、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无止境的资本增殖过程考虑的是如何能快速积累资本，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问题，而不在乎自然界的承载能力。资本逻辑虽然在较短时间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对自然界的破坏却是永久性的。在资本逻辑的限制下，人自身与人所生活的自然界都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

资本逻辑催生了对人的统治权以及社会关系的普遍物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商品拜物教”概念来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商品及其背后的资本对人的操纵。资本逻辑是一种强制性的普遍化力量，它将特殊性的物与人统统纳入到资本增殖的逻辑中，使得物与人之间主体性地位发生颠倒。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商品及其背后的资本成为统治人、支配人的力量，人反而成为实现资本增殖的工具和手段。这种颠倒的主体性关系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还渗透到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了一种全面的统治关系。商品拜物教的产生，使得资本主义文明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景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的关系所掩盖，社会关系的实质被商品交换的表象所遮蔽。这种物化现象不仅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扭曲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性危机。

政治困境：民主的异化与权力的集中

资本主义政治困境的核心在于民主的异化和权力的集中。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宣称民主和自由，但资本逻辑的渗透使得政治权力日益集中于少数精英手中。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的力量扭曲了民主的本质，使得政治决策往往服务于资本利益而非公共利益。这种政治困境在当代社会中表现为政治极化、民粹主义的兴起以及对民主制度的普遍质疑。

精神困境：异化与认同危机

在精神层面，资本主义带来了深刻的异化和认同危机。卢卡奇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形式是建构一切社会关系的一种统一形式，这一形式在劳动力的商品化即人本身的物化或客体化中达到了极致。在此基础上，他又将马克思的商品形式理论同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嫁接起来，指出物化形式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合理性、精确性和可计算性，从而在商品形式与合理化劳动过程之间建立了联系。由此，劳动者被理解为在合理化过程中受到精密计算的客体；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权力就体现为商品形式对劳动者进行物化或客体化的力量。与之相对，劳动者的解放就在于摆脱此种客体化境遇，恢复自身的主体性，即形成作为历史整体之“主体—客体”的阶级意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一理论是同20世纪的泰勒制资本主义相适应的。20世纪中期，随着泰勒制科学管理和福特制生产方式的广泛推行，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逐渐被异化到机器上，这使得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主客颠倒、劳动者的客体化、资本主义产业的科层化等趋势格外凸显。这种状况在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中得到了贴切表达。

但是，按照前文的观点，卢卡奇开启的这一批判思路所针对的乃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形态，即在20世纪中叶的福特制中臻于顶峰的工业资本主义，它并不能代表资本逻辑的一般规律。具体来说，只有在福特制资本主义中，出于标准化产品大规模生产的需要，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才会表现为发达的科层制，各种社会体制才会表现出高度固定和僵化的迹象，劳动过程才会成为一个整齐划一的单向度过程。不过，这些特征并不是资本逻辑本质规律的必然推论，也不是资本主义其他阶段的共性特征。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把这种特殊形态同一般的价值形式直接联系起来，甚至同整个西方理性的历史联系起来，这样就将其夸大成资本主义的一般形态。更重要的是，如有学者指出的，卢卡奇从商品形式推论到合理化劳动过程时，采用的中介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而不是马克思的资本增殖理论。这种思路绕开了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本质规定，在商品形式与劳动过程之间造成了“短路”。在《资本论》中，有关劳动过程合理化的论述隶属于从手工工场到大机器工业的历史分析，而这种分析又隶属于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也就是说，合理化劳动过程并不是直接建立在商品形式之上，这两者之间必须经过资本增殖理论和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中介。按照《资本论》的阐述，商品的价值形式得以成立的前提是普遍的资本增殖运动，而资本增殖又需要剥削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价值的增加主要依靠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经由劳动过程的合理化，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率提高、单位价值下降，劳动技能的再生产费用也随之下降，这导致了劳动力价值的下降，以及剩余价值在总价值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过程的合理化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要求，也就是资本增殖运动的“特殊理性”的要求，而不是一般的现代理性的要求。但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恰好忽视了这一点，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合理化同现代工具理性简单地嫁接起来。

由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绕开了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的本质规定，即资本增殖运动和剩余价值生产，所以它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只能命中特定时代的经验现象，而不能命中这种现象同资本逻辑的本质关联。这种批判没有看到，无论是价值形式的同一化力量，还是合理化劳动过程的同一化表象，其基础都在于资本增殖运动。但是，资本增殖的原则恰恰不是同一性，而是某种非同一性：它不会停留于同一个价值量，而是不断地追求比现在“更多”，不断地与自身相差异，从而不断创造出原本不存在的、新异的东西。只有在这种不断超出自身的、无止境的欲望的驱使下，价值形式的同一化表象才会在一切事物之上扩展开来，劳动过程的合理化才会被推进到锱铢必较的程度。在这种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恰恰不是同一性，而是非同一性本身：它不是抽象的贫乏，而是畸形的过剩；不是应该存在的东西不存在，而是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存在得太多了。

“韦伯式马克思主义”的上述错失直接导致了它在主体问题上的立场偏差。它将同一性关联于合理化劳动过程对

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主义精神转变

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精神正经历重大转变。博尔坦斯基指出，全球化带来了资本流动的加速和市场的无限扩张，使得资本主义精神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方面，全球化推动了资本主义的普遍化，资本逻辑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使得伦理困境更加凸显。

博尔坦斯基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在经历从“生产精神”向“市场精神”的转变。在传统资本主义中，生产是核心，资本家通过控制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来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在全球化时代，市场成为主导力量，资本通过金融工具和跨国公司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利润获取。这种转变带来了新的伦理挑战，如全球贫富差距的扩大、环境破坏的加剧以及文化同质化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