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理信访困扰基层政府，乡镇副书记无奈：跑到联合国信访也是回到我这解决

无理信访困扰基层政府，乡镇副书记无奈：跑到联合国信访也是回到我这解决

近十年来，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一系列新动向。其中，无理信访成为困扰基层政府的一大顽疾。无理信访的核心是信访人没有正当事由。所谓“没有正当事由”，是一个外在的客观评价标准。就无理信访人来说，无论如何都能给自己的找到理由。与群众遭受权益受损的正当信访不同，无理信访者不为洗冤伸权，而是通过“以访施压”谋取私利。无理信访势头蔓延起来，对遵纪守法公民形成了不良示范，造成了基层治理的高能耗。

无理信访的乱象

中部某省J镇是一个农业为主的乡镇。该镇总体上治安状况良好，但有三例令镇政府颇为闹心的无理信访事件。

案例一：50岁的张某患艾滋病后，其妻子离家出走留下一个女儿。政府将张某作为救助对象，安排他在县医院治疗身体。张某要求政府安排其到省会大医院看病，遭到拒绝后开始信访。

案例二：2013年，60岁的马某收留一个精神病女性，不久令其怀孕生子。2023年，马某以精神病妻子走丢为由，让镇政府和派出所寻找未果，跑到北京上访。马某被乡镇派人接回后表示：“我到北京去上访，领导给我下有密电，你们派出所凭什么扣着不给我？”

案例三：40多岁任某娶精神病人为妻，接连生育多个子女。2017年，任妻病情发作用剪刀剪掉一个儿子的耳朵。按照扶贫政策，乡政府为一家办了低保。经媒体报道后，社会爱心人士先后捐款十多万元。任某收到一笔爱心款后喝酒赌博，很快挥霍一空。乡村两级干部商议后拿出一个方案：由乡政府代管剩下的爱心款，任某在经村支书签字后按月领取。任某以花钱不方便为由，强烈拒绝。无奈之下，乡政府联系捐赠人士告知详情，将善款退回。任某便以乡政府克扣自己的钱为由信访。

这三例上访事件是典型的无理信访。在案例一中，张某的信访理由是：当地政府的艾滋病救助标准低。政府救助是面向困难群众的公共福利，具有公益性、兜底性。政府救助不能被个体化的过高诉求所绑架。张某因生活作风不端正染病，反而指责救助医院的层次不高。在案例二中，张某的信访理由是：镇政府和派出所未能找到其走失的“妻子”。严格追究起来，马某致使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怀孕，严重侵犯了他人的人格和身体权利。在这种情况下，马某既没有丝毫愧疚反省，也没有积极找人，反倒理直气壮地向政府要人。在案例三中，任某的信访理由是：乡政府克扣了捐给自己的爱心款。当任某家庭陷入生活困难后，政府和社会爱心人士伸出援手予以救助。任某没有家庭责任意识，将捐给子女的生活、读书善款拿去挥霍。

无理信访的成因

一方面，信访政治化的压力传导。由于信访案件办理采取属地管辖原则，乡镇政府就要肩负起属地责任。J镇副书记对属地责任有一个形象说法：“跑到联合国去信访也是要回到我这里解决”。近些年来，越级信访一票否决制被废除。但是，一旦有人往上级信访被立案，乡镇政府的绩效考核就会被扣分。信访人在特定时间点前往特殊地点信访，使信访具有了强烈的政治意涵。当出现京访的情形后，乡镇政府负责人就被斥责为“工作不实、工作不细、站位不高。”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刚性问责之下，乡镇政府只能不计成本先把信访人接回。此时，信访三级终结制度便被搁置在一边。由此，无理上访者将这种维稳压力作为自己讨价还价的筹码。2019年，国家明令禁止暴力截访行为。禁止地方政府暴力截访旨在确保信访人权益，却被个别闹访者作为护身符。

另一方面，信访成本的单向承担。对于无理信访者，他们在手段考量上颇为理性。这些无理信访者明知自己诉求并无道理，自然不会去交诉讼费、请律师走司法渠道。作为起手式，他们先选择乡政府作为信访第一步。由于距离较近，他们在有空闲的时候走一段路或是骑个电瓶车，就可以随时去上访。除了经济成本外，无理上访者也没有责任成本。

与信访者零成本、低成本相比，乡镇政府的信访维稳成本高昂。对于进京截访有两种情况。一类是信访者被成功劝返，则其车票、用餐等均由由乡政府承担。由于信访者被及时劝阻，没有被相关部门登记立案，乡镇政府主要承担的是经济成本。2023年，J镇主管政法的副书记两次赴京接访。按照他的说法：“人没有压力，人民币有压力”。另一类是信访者京访成功，被相关部门作为信访案件予以登记。受访部门指派安保人员护送信访人员回乡，一次护送信访人员回乡需花费镇政府8000元，这笔钱相当于该镇政府工作人员一个月的伙食费。一旦被立案，乡镇政府既要花钱买平安，还要被追究责任。

无理信访的危害

其一，缠事闹事风气滋长。近年来，无理信访者主要是处于边缘地位的“眼子”。按照中部地区农民的说法，村庄里有部分人是“光棍儿”，还有部分人是“眼子”。某人被村里人称为“光棍儿”，代表此人情商高、有人缘、混得好。眼子则意味着不通情理、容易被人欺负、混得差。部分“光棍儿”喜欢争凶斗狠，往往成为村里的狠人和村霸。在国家强力实施扫黑除恶之后，原本横行乡里的村霸受到摧毁性打击。那些有能力、有人脉的光棍不再逞强好胜，转而忙着承包工程、做生意。当狠人、恶人在村庄退场后，原本受欺负的眼子开始抬头，他们“在村里缠事儿缠不出，讲理儿讲不出，到政府闹事闹得出”。当村庄边缘人开始不断纠缠地方政府时，激发了其他村民跟随效法的念头。

其二，信访利益共同体强固不化。信访利益相关者们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谋利共同体。尝到“以访施压”甜头的人，开始向身边人积极传授上访方法。在更大范围内，职业化信访人形成了一个信息沟通的联系网络。当初次信访者与信访圈子搭上关系后，不必操心出行、住宿、递信访件等。特别是，当无理信访不断蔓延后，信访利益链会被进一步强化。比较而言，光棍无理信访和眼子无理信访所造成的破窗效益威力不同。光棍搞无理信访并获得好处时，其他人“有贼心而无贼胆”。待到眼子无理信访时，其他人便“有贼心也有贼胆”。因此，眼子实施无理信访大幅度拉低了其他社会成员的心理成本。当大部分人都觉得可以尝试一下无理信访时，信访利益链条将获得源源不断的滋养。

其三，基层治理能耗过高。基层政府的注意力和治理资源均十分有限。来自信访维稳的政治压力和刚性问责，逼迫基层政府将有限的治理资源予以倾斜性配置。“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币解决”。那么，用谁的人民币来解决呢？一句话：花钱的主体和买平安的主体并不一致。有基层政府工作经验的人遇事不会轻易表态、喜欢踢皮球，这样自己就不会留下处置不当的把柄。等到把事情拖延升级为信访事件时，乡镇主要领导就成了接访责任人。对于想尽快调走的乡镇负责人，他们宁可多支出维稳经费，把麻烦事拖延给继任者处理。为了化解信访事件，基层政府不光花费了巨大的经济代价，甚至一定程度上折损了政府形象。有些基层政府为息事宁人，给无理信访者安排低保、公益岗。本来用于扶危济困的救助政策被挪作安抚闹事者，政府似乎变相纵容了“谁闹谁有理”。

在经济下行的艰难时期，基层政府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保经济、保民生，却被一群无理上访者困住手脚。

2024.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