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小马站遗址发现东汉城墙，印证千年城界未变

广州小马站遗址发现东汉城墙，印证千年城界未变

2024年12月27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现场举行媒体通报会，宣布该遗址考古挖掘工作取得阶段性突破。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广州两千年的城建史，也为研究广州古城的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五路南侧、教育路东侧，处于“广州古城至珠江北岸”地下文物埋藏区的核心地带。遗址发掘面积共2400平方米，文化遗存从汉代持续至晚清民国时期，最深处距现地表约9米，已清理各类遗迹572处，出土文物2800件（套）。

1. 城墙遗址

在遗址东部发现的东汉城墙呈南北走向，方向350°，揭露长11.6米、宽10.1米、残高0.8米，用山岗土夹杂筒瓦、板瓦、陶器残片层层夯筑。墙体无基槽，系对当时山岗地表平整处理后平地起夯。东晋城墙在东汉城墙上加筑而成，由墙芯、内包砖、外包砖、散水组成，揭露长28米、宽8.6米、残高1.5米。墙芯层层夯筑，内外用砖包边，自下而上向内侧收分。部分外包砖上模印“泰元十一年”“泰元十二年”纪年文字，局部用唐砖补砌。

南朝城墙在东汉、东晋城墙基础上向东西两侧扩宽，亦由夯土墙芯、内外包砖组成，西侧已被破坏，揭露长15.4米、残宽10.6米、残高1米。城墙外侧还有东晋、南朝时期的马面等大型附属结构。

2. 堤岸遗迹

遗址内的堤岸遗迹反映了广州古城外水域的变化。南汉湖岸护堤长29米，湖岸为土壁，自上而下向西倾斜，外侧用石块顺湖壁错缝垒砌9层为护堤，残高1.8米，顶端、外侧面及边缘齐整。护堤西侧为宋代码头建筑，平面近似长条形，揭露长12.5米，宽5.7米，石包土芯结构，两侧用石块顺向包边，中间用红土层层夯筑，自城墙边向西湖水域方向伸出。

3. 明清建筑遗迹

在遗址中部发现一段南北向走道，方向336°，清理长约20米、宽3.1米。路面自上而下分属清晚期、明晚期和明早期三个历史时期。清晚期路面用红砂岩条石铺砌，仅北部、中部有零散残存。明代晚期路面保存较好，两侧用红砂岩条石顺向包边，中间用碎砖石平铺地面，路面中间略高于两侧。

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地层堆积深厚、出土遗物丰富，建筑基址密集，延用时间较长，各时期建筑或等级颇高或规模较大，是小马站一带一直处于广州古城核心区的重要实证。遗址内的文化堆积多呈斜坡状，东高西低，高差最大可达10米，反映了这一区域从东部古城墙所在岗地向西部古西湖水域的地形变化，对广州古城历史地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强禄表示，本次发现的东汉、东晋、南朝及唐代城墙是当时广州城的西城墙，结合历史文献和东汉墙体下更早时期的柱洞、灰坑等遗迹，东汉城墙应是交州刺史步骘于建安十五年（210）在南越国时期建筑基础上重建番禺城时修筑的，或与“步骘迁州”的历史相印证。在包边砖上发现的“泰元十一年”“泰元十二年”纪年、不同时期墙体及附属设施的叠压打破关系，和在东晋包砖上发现唐砖补砌的情况，说明城墙自东汉末年建成后，在东晋、南朝时期不断修缮、加建，并沿用至唐晚期，也说明了东汉至唐代广州城的西界在近700年间未发生变化，同时东晋城墙在夯土墙芯两侧用砖包边的方法，也是我国较早使用砖砌城墙的实例，体现了在南方多雨潮湿环境下的建筑特点，是中国古代建筑考古的重要发现。

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的发掘，进一步明晰了广州古城的发展和变迁，为认识广州古城的结构布局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是广州城市文脉传承赓续的又一生动实例。然而，如何在新时代文物工作要求的指引下做好精细化的考古发掘？如何在“保护第一、加强管理”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这将是未来需要深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广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也为公众了解广州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相信还会有更多令人惊喜的发现被揭露出来，为广州这座千年古城增添新的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