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
国家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
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基于2005-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分析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人身保险需求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发现对保险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研究背景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我国自2013年以来已经数次调整生育政策。从人口数据看，生育政策调整未能迅速扭转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趋势。我国2023年的人口出生率仅6.4‰，为建国以来的最低点。较为低迷的人口出生率也导致我国人口数量于2022年开始下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生育政策调整没有效果。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二孩及以上”生育率在2013年后整体呈上升趋势。近年来，新生儿为“二孩及以上”的比例更是维持在50%以上。
这些数据意味着我国的家庭人口结构开始改变，其中短期最显著的特征即为：政策受益家庭的孩子数量上升、少儿抚养比提高和家庭规模增大。在此背景下，厘清国家生育政策调整如何影响家庭人身保险需求，对促进人身保险市场扩面提质稳健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生育政策调整会增加家庭对人身保险的需求，从而缓解未来人口和家庭基数下降对人身保险业务造成的负面影响？还是会减少家庭的人身保险需求，从而与人口和家庭基数下降同时对人身保险业务造成双重负向冲击？
理论影响
从理论上看，生育政策调整导致的实际或预期家庭中孩子数量的变动可能通过三种途径影响家庭的人身保险需求：
父母的利他动机，即父母将人身保险视为自身承担家庭责任的工具。当家庭中孩子数量上升时，父母为确保在自己出现意外时仍然能够保障所有子女的正常生活水平，会倾向于增加对人身保险的购买。
父母的利己动机，即父母将人身保险视为自身遭遇意外事故、疾病或年老时的经济保障。由于子女在这几个方面都可以为父母提供类似性质的保障，例如成年子女在父母遭遇意外事故或疾病时可以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与非正式护理，在父母年老时也可以提供一定的赡养费用等，因此当生育限制被放松后，父母可以通过增加子女数量、增大家庭规模的方式从家庭内部强化对自己人身风险的保障，从而替代部分商业人身保险需求，减少对人身保险的购买。
父母养育子女的收入效应。当家庭中孩子数量增加时，家庭养育子女的经济负担加重，对商业保险的支付能力下降。这也可能导致家庭减少对人身保险的支出。
整体来看，上述第一种途径与后两种途径的影响方向相反，且影响程度与多种社会、经济因素相关，导致仅从理论上很难准确判断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人身保险需求的实际影响效果。
实证结果
本文利用2005-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国家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人身保险需求的实际影响。受数据限制，本文的研究集中于 “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本文的识别策略利用了各省级行政区实施和调整生育政策所提供的“准自然实验”框架。更具体地讲，在“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针对农村人口实施的生育政策存在较大差异；在生育政策调整之后，各地区的生育数量限制被放松到了全国统一水平。因此，通过比较原“一孩”和“一孩半”生育政策地区家庭与原“二孩”生育政策地区家庭在生育政策调整前后对人身保险需求的相对变动差异，本文可以较准确地识别目标影响。除此之外，本文还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了一系列可能影响家庭人身保险需求的经济和人口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了地区固定效应变量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的地区因素影响，引入了时间固定效应变量以控制不随地区变化的宏观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本文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当控制其他经济与人口因素不变时，“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使原“一孩”生育政策地区的户均实际人身险保费收入相比于原“二孩”生育政策地区平均降低了17.4%；使原“一孩半”生育政策地区的户均实际人身险保费收入相比于原“二孩”生育政策地区平均降低了10.0%。这说明“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家庭人身保险需求产生了统计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对原生育政策实施越严格的地区影响程度越大。本文未发现“全面二孩”政策在“单独二孩”政策影响的基础上对户均实际人身险保费收入造成统计显著的额外影响。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能说明“全面二孩”政策没有对家庭人身保险需求产生额外影响，此结果可能是由于某些原因（例如与“全面二孩”政策同时实施的鼓励生育措施和生育跟风行为等）削弱了本文的识别策略，使政策影响无法被明确识别所导致的。
本文还分析了生育政策调整对人身险细分险种业务的影响，并揭示了家庭购买人身保险的动机。研究发现相比于原“二孩”生育政策地区，“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分别使原“一孩”和“一孩半”生育政策地区的户均投资理财型人身险保费收入平均降低了22.3%和23.3%。这说明家庭中孩子数量的增加提高了父母通过子女抵御未来自身人身风险的保障能力，同时降低了家庭对商业保险的支付能力，导致家庭减少了对投资理财型人身保险的购买。研究同时发现“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使原“一孩”生育政策地区的户均风险保障型人身险保费收入相比于原“二孩”生育政策地区平均提高了24.2%。这证实当家庭中孩子数量增加时，父母会出于利他动机增加对风险保障型人身保险的购买，以保证在自身未来遭遇意外时，子女仍然可以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源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
综合来看，相比于父母的利他动机，父母的利己动机和父母养育子女的收入效应在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人身险保费收入的影响效果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置换检验、安慰剂检验、变换结果变量设定方式、考虑保费收入来源（新单保费和续期保费）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以上结果依然保持稳健。
政策建议
依托生育政策调整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我国人口政策的长期目标，也必将给人身保险业务的发展带来持续性的长期影响。为应对挑战，人身保险公司应当配合人口政策，开发更具创新性的人身保险产品来促进人身保险市场扩面提质稳健发展。本文证实了父母在进行人身保险购买决策时存在利他动机，即当家庭中孩子数量增加后，父母对风险保障型人身保险的需求显著提高。因此，人身保险公司可以从父母的利他动机着手，开发有针对性的新险种，丰富风险保障型人身保险产品的供给，在切实满足家庭对人身保险新需求的同时降低人口和家庭基数下降给人身保险业务带来的负面影响。
本文还发现传统的家庭保障观念仍然深入人心，具体表现为当父母通过子女抵御自身风险的保障能力提高时，他们会减少对人身保险的购买。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保障已经展现出各种问题。例如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流动家庭、空巢家庭、隔代家庭数量不断增加，家庭保险机制由于子女与父母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矛盾面临严峻挑战。因此，如果家庭过度降低人身保险配置，那么在未来可能面临保障不足的窘境。针对此问题，人身保险公司可继续深入宣传人身保险的保障功能，并根据地区人口结构特征进行差异化的产品设计以满足不同家庭的多样化需求，助力家庭实现人身风险的平稳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