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和县的红包文化：闽南民俗的独特魅力

平和县的红包文化：闽南民俗的独特魅力

福建省平和县的红包文化，以其独特的习俗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在闽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华文化中独树一帜。从大年夜的压岁钱到婚庆贺仪、丈母礼、寿礼和丧仪，每个环节都蕴含着丰富的民俗风情，展现了平和县人民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

每年除夕，按平和习俗，一家子大小（有时还包括已分家的兄弟子侄）会聚集在一起“围炉”（闽南语中吃年夜饭的意思）。饭后，由长辈分发“红包”给未成年的晚辈子侄，称为“压岁钱”。这种分发红包的形式还有一定的俗例：如果分发红包的长辈夫妇双双健在，每个晚辈应得两包；如果一方已去世，则只有一包。不管是一包还是两包，每份红包的金额必须是双数。不过，随着时代变迁，这一习俗也发生了变化。如今，分发红包的长辈夫妇即便双双健在，也可以合发为一包，分发对象也缩小为仅分给孩童，但金额仍须保持双数。

在平和一带，婚前“放定”（又称“下定”，闽南语中指双方定下亲事）后，男女双方会向亲朋好友分送喜糖（现在一般为整包糖果，包装袋上印有双喜等喜庆字样，有的农村还在袋内装入红纸以图喜庆）或喜糕（今也有以饼代糕），预告新婚喜日。县城一带则简化为递送请柬告知婚宴喜日。亲友接到喜讯后，应送礼庆贺。虽然部分人选择送实物，如订制喜匾，但更多人选择送红包，称为“干礼”或“贺仪”。旧俗要求红包为两包，金额须为双数，且强调送礼时间必须在双方定亲之后、成婚之前，还要选择双日或黄道吉日。不过，现今已简化为一包，时间可选择上门拜访时送出或参加喜宴时交给新人、家长或专门负责收取红包的其他亲属，但金额双数不变。

按平和农村风俗，结婚后三或四日，新郎要陪新娘回娘家“做客”。此时，新郎在见丈人和丈母娘以及女方姑表、亲堂（闽南语，一般指曾祖辈为同一人而祖辈不同分支）兄弟时，要送红包为礼，称为“丈母礼”和“舅仔礼”（当地方言称女方兄弟为男方“舅仔”，即小舅子）。旧俗规定红包包数为单，金额为双。其中，给丈人和丈母的金额较多，“舅仔礼”则按女方同胞兄弟、亲堂兄弟、姑表兄弟的人数每人一包，金额为双，但数量逐步递减。

按平和农村旧俗，亲戚朋友中长辈寿诞，尤其是庆大寿（一般为五十、六十、七十等整十岁寿，称“做大生日”），各位亲友尤其是晚辈需按礼应送面粉制成的寿龟、寿桃等。但现今也已一般简化为红包。送红包称送“寿礼”或“寿仪”。红包包数现一般也为一包，金额仍须为双。送红包者一般在登门贺寿或吃寿面。当然，随着生活水平日益改善、饮食结构变化等原因，寿面这类喜庆式面食现一般已改为喜宴形式，且不再突出“面食”重要地位。

平和乡俗中，亲戚朋友中有人去世，应前往吊唁，同时一般要送“花圈”和红包，此时红包称为“丧仪”。一般仍用红纸包钱，不过有时会采用对角折包，极少数地区采用白纸甚至“草纸”包裹。关于钱数，旧俗有具体讲究：倘若死者配偶尚健在，金额为单；如若死者配偶亦已去世，则金额可双可单。不过在笔者的访谈对象中，一般表示现在至少县城已没有这种讲究，而是一般采用单数金额送出。而关于红包送出的时间，旧俗要求在死者入殓之前。否则应送出“纸礼”意为买来纸钱，焚送死者好好上路。

随着社会的发展，平和县的红包文化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一方面，电子红包的兴起为传统红包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年轻人越来越多地通过微信、支付宝等平台发送红包，既方便快捷，又不失传统意味。另一方面，红包的金额和使用场景也在不断扩大。除了传统的节日、婚丧嫁娶外，生日、升学、乔迁等场合也逐渐流行送红包。

然而，尽管形式和场景在变，平和县红包文化的核心内涵却始终未变。红包不仅是物质的馈赠，更凝结着中华民族尊祖敬亲、孝悌忠信等传统美德。它传递的不仅是金钱，更是祝福、关爱和文化传承。在平和县，红包文化已经深深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维系亲情、友情的重要纽带。

平和县的红包文化，折射出闽南人重亲情、讲礼仪、尚俭朴的生活态度。在平和县，红包的金额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那份心意和祝福。无论是双数金额的讲究，还是不同场合的礼仪规范，都体现了平和人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

同时，平和县的红包文化也展现了闽南人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在保留传统习俗的同时，平和人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电子红包的兴起、红包场景的拓展，都是这种创新精神的体现。

平和县的红包文化，是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不仅承载着平和人的生活智慧和文化记忆，更传递着中华民族尊祖敬亲、孝悌忠信等传统美德。在新时代，平和县的红包文化正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续写着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