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用“大便”赚钱的传奇故事，见解独到

古代用“大便”赚钱的传奇故事，见解独到

在“拉屎”这件事上，想必大家都有些“独到见解”。不管你的风格是“速战速决”还是“稳扎稳打”，不管你是喜欢在上班时“带薪拉屎”还是喜欢回家“肥水不流外人田”。拉屎，都是我们生活中一顶一的大事。

其实不止是对我们个人，对一个文明而言，拉屎也是重中之重。往大了说，拉屎是文明进步的必经之路，往小了说，拉屎在古代，也一直都是发家致富的有效手段。对古人来说，书中的黄金屋或许是虚无缥缈的，但不起眼的粪便中，却切实藏着触手可及的财富。毕竟，古代并非每个人都有条件能读书识字，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谁能离开这五谷轮回之所呢？

从农业生产到商业贸易，从庙堂之上到江湖之中，厕所和粪便都扮演了隐秘而关键的角色。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拉屎这件事，是如何影响文明进程的？

最早的厕所与粪便的利用

提起古人对粪便的利用，想必大家的第一印象想到的都是“施肥”，毕竟，作为农耕文明，种地可谓是刻在DNA中的技能，虽然如今咱们大部分人都有点“五谷不分”，没有太系统的农业知识，但你随便找个人问种地的步骤都有哪些？恐怕百分之99的人都能说出“浇水”、“施肥”、“除草”等步骤。可别小看这些毫不起眼的知识，要知道，有些欧美国家的孩子已经开始认为“面包是从冰箱与超市中长出来的”，我们之所以没有在全面工业化的社会中出现这种状况，就是得益于千年的农耕对民族记忆的养成。

但咱们虽然都知道种地要施肥，可这施肥却是个技术活，如果只是用粪便浇灌农作物，那农作物并不会茁壮成长，反而会因为施肥过度出现烧苗现象，而且，没经过处理的粪便也会很容易让庄稼患病，滋生各种对庄稼有害的害虫。因此，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并不会用人畜的粪便灌溉庄稼，反而会有意让粪便远离农田，一直到东周时代，粪便都没有参与进农业生产。

东周时代的“国民行为规范”《周礼》有“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的描述，同时代的另一本行为规范《仪礼》则有“隶人涅厕”的记载，这也是现存典籍中关于厕所和排泄最早的记录。在商周时代，农耕技术还较为原始，没有脱离刀耕火种的范畴，施肥堆肥这种高级的农耕技术还没有普及，因此，人并没能有效的利用起粪便，屎在那时创造的财富，大概也就是稍微促进了就业，催生出名为“宫人”的职业。按照《周礼》的记载，在贵族宴会时，宫人们要负责在隐蔽处挖掘厕所，宴会后则要掩埋、打扫厕所，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专业保洁人员了吧。

厕所和粪便引发的农业革命

春秋时期，由于人口上升和城市规模扩大，旧的“方便”模式不再适用，毕竟，大家都定居在同一个城市中，人口又多，如果还在拉屎时就地挖坑临时掩埋，那用不了多久，城市周围就会“味道浓郁”了，估计除了中世纪的欧洲人，也没谁能容忍城市变成巨大化粪池。因此，中国古代的厕所迎来了第一次升级改造，人们开始制造专门收集粪便的场所，会在固定位置放置大缸或挖掘深坑，以此来储存粪便。这个固定的位置，肯定不能在屋子的正前方或正后方，因为那样会影响出行，清理起来也不方便。同时也不能距离房屋太远，人有三急，太远了，万一人还没到目的地，屁股先顶不住了，那多尴尬？于是，这个专门用来方便的房间，就被放到了屋子的侧面，既便于使用，又便于清理。后来随着字形演化，“侧”成了“厕”，这就是“厕所”一词的由来。

这种厕所有着极高的危险性，蹲坑时臭味难忍，稍有不慎还会被溅一腚“水花”，这还都是小事，如果蹲的时候下盘不稳，起身时一个没站住，跌进了坑中，那就悲剧了。

发生这种悲剧的，最有名的莫过于晋景公，《左传·成公十年》记载，说晋景公“升如厕，陷而死”，从那个“陷”字上，我们不难想出，晋景公当时有多绝望。

为了拉屎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这一切值得吗？答案是肯定的。荀子在他的《国富》中第一次提到可以“多粪肥田”，说明此时人们已经掌握了堆肥技术，之所以集中收集粪便，一是为了保持城市清洁，二是为了制成肥料。那这些用粪便制成的肥料功效有多强呢？公元8-9世纪，和唐朝差不多同处一时期的查理曼帝国种收比为1：2，农民种下一颗种子，可以长出两颗谷子，16世纪，欧洲经过一系列的农业改革，可以做到种收比1：4，18-19世纪，这个比例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10，而中国，在粪肥技术的加持下，在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就做到了1：20的种收比，倘若天下稳定，没有战乱，这个种收比还能更高，所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中国古代农业的核心技术，正是这不起眼的小小粪便。

因粪便而繁荣的畜牧业

把粪便拉去堆肥种地，除了能增加收成，还能清洁城市，降低了传染病发生的概率。没有了传染病，人口就能进一步的增长，而更多的人，自然就意味着更多的屎，一个成年人，平均一年就能产生180斤屎，人一多，消耗不掉的那些屎要怎么处理呢？

答案是，喂猪，在秦朝末年，人们发现，把多余的屎喂给猪，是个非常经济又实惠的做法，猪吃人屎既可以长肉，猪自身产出的粪便又可以用于堆肥种地，比直接用人屎种地效益更好。于是厕所迎来了2.0版本，人们不再单纯的用大坑或大缸来装屎，而是修建了名为“溷”的厕所，人蹲在高出，居高临下一泻千里，猪则在下面翘首以盼，只等大炮一响就地开饭。这种厕所，施工要求比厕所1.0版本更高，从秦汉时期出土的文物来看，溷大都呈现上高下底的分布，只有个别的溷采用平行分布。想要使用溷，人们就要“登高望远”，所以，才有了“上厕所”这一说。

当然了，猪虽然吃屎，在古代也被称为“豕”，但这并不是因为猪的饮食习惯才得此名字，想要驯化家猪，要先去捕猎野猪，用箭矢射中野猪，才能将其捕获，故此猪才有了“豕”这个名字。从周朝开始，祭祀的最高规格就是用“三牲”，这三牲指的是牛、羊、猪，所以，古人并不会觉得用屎喂养出的猪是肮脏的食物。

虽然用粪便喂猪，容易让猪感染各种寄生虫，但相比猪身上那廉价而充沛的蛋白质和脂肪，区区寄生虫，不值一提。在溷厕发明之前，人们喂猪的主要手段是放牧，效率自然无法和溷厕相提并论。有了溷厕，人们不用牧猪了，自然就有足够的人手和饲料去饲养饮食习惯更苛刻的牛、羊、马等植食性动物。正是这小小的粪便，改变了中国古代的畜牧结构，让农耕文明在选择动物时可以大气的做出“我全都要”的决定，不需要在可以提供廉价蛋白质的猪和功能性更强的牛羊马之间做出选择。

唐宋时期的“大便商战”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唐宋时期，朝廷对国家的控制力越来越强，整体的社会环境变得越发安定。在这种环境下，人口进一步增多，为了供养更多的人口，农田的面积也随之越来越大，城市开始与农村分离，同时，由于战乱减少，老百姓不用在城墙的保护下耕种，开始积极拓荒，农田进一步远离了城市，城中的粪便想要运到农田中进行堆肥，难度显著提升了。

在这种环境下，收集并运送粪便，开始某些人发家致富的秘诀。围绕粪便进行的商战也悄然打响。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在唐朝初年，负责掌管百工事务的少府监裴匪舒就曾在公元618年上书唐高宗，，若将御苑中的马粪卖掉，每年可得钱二十万缗。唐高宗问宰相刘仁轨可否，刘仁轨回道，获利倒也丰厚，但恐后代提起你李家卖马粪来，于名声上不大好听。唐高宗听刘仁轨这么一说，才终止了卖马粪的想法。

但皇室禁止卖马粪，民间却卖的非常火热，和唐朝敌对的突厥等游牧部落，之前就是依靠马粪来判断唐军的骑兵数量，以此来衡量唐朝的军事力量。但马粪买卖在民间大火以后，游牧部族就基本失去了这项情报来源。

到武周时期，卖粪更是成了民间重要的创收项目，武周时期征收的商业税非常之高，当时武则天创立了名为“关津”的税收机构，巅峰时，全国共设了106座关津，虽然号称税率为3%左右。但实际上，在各个关津，只要有商人带着货物经过，都要雁过拔毛，实际税率估计在20%以上。可粪便买卖，却不在此列。毕竟，城市中的普通居民没有那个时间把自家粪便运往城外农田，城外农村中又等着城市内的粪便运来好堆肥施肥，倘若征税过重，导致没有商人愿意转运粪便，那城市卫生和农业生产都将招受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统治者们无法容忍的，因此，他们对倒卖粪便的商人，一直大开绿灯，不收任何税款。

《朝野佥载》中就记载过一个名叫“罗会”的人，说他靠帮人清理粪便，倒卖粪肥，赚到了一大笔钱，成了有名的富商。但长安的人因为他家常年散发异味，都管他家叫“鸡舍”，有人问他，你这么有钱了，为何还要掏粪卖粪呢？他说，“我也尝试过转行，可是除了粪，我不管卖什么都在赔钱，大概是我命中注定就得干这个吧！”实际上，并非罗会命中注定要卖粪，而是武周时期商业环境太差，像罗会这种没有政治资源的商人，根本无法正常经营。故此，他只能贩卖不收税的粪便。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唐朝时粪便买卖的生意真的很赚钱。

等到宋朝时，卖粪甚至成了军队专营的小金库，《宋稗类钞》就记载过，说南宋高宗年间，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带领军队卖粪，每年能“获利十余万贯”。除此以外，宋朝管理畜牧的官员也非常乐意在动物粪便上打主意。这些人甚至在宋朝打起了舆论战，宣传用不同种类动物的粪便浇灌不同的作物，能让作物长得更好，在这种宣传攻势之下，他们能轻易把不同种类的粪便卖出高价。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归田录》中写下“三班吃香，群牧吃粪”的话。

除此以外，由于唐宋时期的城市规划，民间还出现了专门划分地盘收粪的“粪霸”和“粪帮”，他们在城市中搞起了“粪便垄断”，不许其他人参与进他们的粪便生意。同时，他们还会以此来讹诈居民，收取类似物业费的钱，如果辖区里有谁拒绝交钱，这些粪帮粪霸就能让此人家中臭气熏天。而这一职业，从唐朝一直流行到了民国，可以说是历史悠久。

厕所中的顶级奢侈品

除了这些和民生息息相关的产业，粪便也催生出了不少“奢侈品产业”， 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西晋首富石崇，《世说新语》中曾描述过一个关于石崇的故事，说他家的厕所极尽奢华，会让十余个貌美侍女服侍宾客来此上厕所，更会在厕所中燃烧华贵的香料用来掩盖臭味，除此以外，客人上完厕所，石崇的仆人会取出新衣服，伺候客人更衣，旧衣服直接烧掉。堪称厕所中的顶奢，而东晋的舞阳公主同样会在厕所中预备红枣和澡豆，让如厕之人用来堵住鼻子和清洁洗手，这些奢侈的行为，也逐渐催生出了一个新事物，那就是卫生纸。

虽然从汉朝开始，纸就被发明出来了，但纸张昂贵的造价与坚硬的质地注定了刚诞生的纸不会出现在厕所中，魏晋时期的王公贵族们为了展现自己的财力，想尽办法软化纸张，并把它们带入厕所之中，一直到元朝，纸张才走完了漫长的软化之路，成了类似现在宣纸的质地，元朝有个患有眼中洁癖的画家倪瓒，就酷爱用柔软是宣纸搽屁股，并且，他还用香木搭建了一座阁楼，下面铺满鹅毛，上完厕所后让仆人马上把弄脏了的鹅毛铲走，具体的工作原理，和猫砂盆差不多，养过猫的小伙伴应该都能想象到那个画面。

可这些穷奢极欲的厕所背后，却是无数普通百姓“蹲坑无门”，从宋元之后，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就一落千丈，明清两朝，由于人口暴涨，喂猪、堆肥都难以消耗城市中产生的巨量粪便，老百姓只能随地倾倒粪便，这也是明清两朝瘟疫频发的重要原因。

这种情况，一直到近代，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直到新中国成立，国家开始开展“两管五改”运动，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才再次走上正规，不过，这次，不会再有囤积粪便的粪霸，也不会再有借粪发财的官僚，有的，是全国37万座公共厕所和普及到千家万户的抽水马桶，以及功能完备的污水净化系统，旧的粪便处理方式，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新时代的公共卫生工程，将会为我们的健康与卫生提供新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