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两朝“应天府”：商丘南京的历史地名之谜

宋明两朝“应天府”：商丘南京的历史地名之谜

商丘与南京，这两座相隔千里的城市，竟然有着一段跨越350余年的地名情缘。北宋时期，商丘曾被称为应天府，后又被尊称为南京，与今日的南京（当时的江宁府）遥相呼应。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不仅体现了地名变迁背后的政治意图，更展现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商丘，这座位于豫鲁苏皖四省交界的历史名城，自古以来就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远古时期，燧人氏在此发明人工取火，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篇章。五帝时期，颛顼、帝喾在此建都，奠定了商丘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商朝的建立，更使得商丘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得政权，开创了赵宋近三百年的基业。赵匡胤曾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视宋州（今商丘）为龙兴之地，宋朝的国号也由此得名。为了纪念商丘作为赵宋帝业肇基之地的贡献，宋真宗于景德三年（1006年）升宋州为应天府，为京东路治，辖五府、十二州、八十一县，还拥有广济、淮阳两军。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宋真宗又御驾亲临应天府，主持隆重的授命仪式，建应天府为南京，使之成为北宋的“四京”（东京开封府、南京应天府、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之一。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今日南京地处江南水乡，物产丰富，交通便利，自古以来便是繁华的商业城市。自东吴建都以来，历经东晋、南朝宋、齐、梁、陈等朝代的更迭，南京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貌和历史底蕴。

1356年正月，朱元璋兵分三路用时十天攻破集庆路（今南京），三月改集庆路为应天府；1368年八月，以应天府建为南京，历史地位和文化影响力更加显赫。直至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明成祖朱棣迁都顺天府北京，应天府南京城依然是当时全球最大的城市，直至明朝中叶。

商丘与南京的地名变迁，绝非偶然，而是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意义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1. 朱元璋的“宋朝情结”与“商丘情结”

朱元璋之所以将集庆路改为应天府，从文化内涵分析，“应天”意指“上应天意”，一是向世人传达他起兵攻占集庆路是顺应天意的，最重要的是向世人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天子。其实，1355年二月，刘福通已将韩林儿（韩山童之子）从砀山迎至亳州称帝，国号大宋，改元龙凤。而此时参加农民起义军已四年的朱元璋，仍是韩林儿“宋朝”的属下，这个上下级关系一直延续到1366年韩林儿被廖永忠（朱元璋部下）干掉。

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朱元璋击破南方各路起义军后，便以应天府建为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南京遂成了明朝初期的都城。这一更名进一步增强了南方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巩固了朱元璋在南方的统治地位，巩固了反元大本营。

2. 政治策略与地理优势的考量

集庆路位于长江之滨，是连接南北的要冲，更是繁荣富庶之地。朱元璋将集庆路改名为应天府并作为根据地，后又把应天府建为南京并作为都城，是基于政治策略、地理位置与社会经济等因素的综合考量。因为在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而这一更名既稳固了朱元璋在南方的政治统治，又有利于向北方扩张势力，为明朝的统一大业提供了强大支持。历史证明，朱元璋通过这一更名，既体现出他远大的政治志向，又把明朝的统一大业行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尽收民心，鼓舞士气，胜过百万雄兵，对元朝的残余势力起到了摧枯拉朽之功效，为统一大业指引了正确方向、提供了坚强后盾。

3. “君权神授”的政治目的

1356年三月，朱元璋之所以更名集庆路为应天府，从文化内涵分析，“应天”意指“上应天意”，一是向世人传达他起兵攻占集庆路是顺应天意的，最重要的是向世人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天子。其实，1355年二月，刘福通已将韩林儿（韩山童之子）从砀山迎至亳州称帝，国号大宋，改元龙凤。而此时参加农民起义军已四年的朱元璋，仍是韩林儿“宋朝”的属下，这个上下级关系一直延续到1366年韩林儿被廖永忠（朱元璋部下）干掉。

商丘与南京的地名情缘，不仅是一段有趣的历史插曲，更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地名作为历史文化的精髓要素之一，其来历多有讲究。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地名的更换，道尽了地与人、地与事、地与物的种种关系，体现了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疆域政区等的变化，蕴含着历史掌故、奇闻轶事、宗教信仰或神话传说，注解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等等。因此，研究地名的变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地方的历史文化或地理现象的来龙去脉，还可以寻出地方的区域特征、时代特征及其发展演变过程，甚或深藏不露的历史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