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凯教授新书揭秘：中国古代女性继承权的变迁

白凯教授新书揭秘：中国古代女性继承权的变迁

白凯教授的新作《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近日再版，这部被誉为“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中国古代女性继承权的变迁历程。

传统的研究往往将中国家庭的财产继承视为男性子嗣的专属权利，认为女性除了嫁妆和赡养费外，几乎没有任何继承权。这种观点将继承制度描绘成一幅静态的图画，忽视了女性作为家庭成员的重要角色。

白凯教授的研究则突破了这一局限，她将研究焦点转向女性，通过分析大量司法案例，展现了从宋代到民国时期女性财产权利的动态变化。这种视角的转换，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继承权的演变轨迹，也揭示了中国财产继承制度的复杂性。

在中国古代的继承制度中，“分家”和“承祧”是两个核心概念。分家强调财产的平均分配，而承祧则涉及宗祧祭祀的延续。当一个家庭没有男性子嗣时，这两个概念的互动就显得尤为重要。

研究发现，明初实行的“强制侄子继嗣”制度，对女性财产权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一制度下，女儿和寡妇的财产权利都受到了严重限制。例如，在宋代，无子家庭的女儿可以依法继承全部家产，但到了明代，侄子的继承权被置于优先地位，女儿的继承权几乎丧失殆尽。同样，寡妇也从原来的财产继承者变成了仅为嗣子监护家产的监护人。

1929年至1930年颁布的民国民法，引入了西方个人产权和男女平权的理念，取消了承祧制度，并赋予女性与男性同等的继承权。然而，这一改革的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

由于民法没有将分家作为一个独立的过程来对待，实际上默认了生前赠与的合法性。这使得父亲可以通过生前将财产赠予儿子，来剥夺女儿的继承权。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传统的分家惯行，使得女性的平等继承权在实践中难以实现。

白凯教授的研究还揭示了法律文本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例如，明清时期对妇女贞节的崇拜，使得强制立嗣的法律在实践中发生了有利于寡妇财产权的偏转。守贞寡妇不仅获得了更大的财产监护权，甚至在选择嗣子时获得了更多自主权。

这种法律与实践的互动，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它表明，法律条文本身并不能完全决定社会现实，而是需要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得以体现。

《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一书的学术贡献在于，它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历史上中国妇女财产权的传统认识，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理解中国继承制度的整体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关注女性的继承权，我们得以窥见中国社会结构和法律制度的深层变化。

对于当代读者而言，这本书不仅是一本学术著作，更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得以反思性别平等与法律实践的关系。它提醒我们，法律的变革虽然重要，但真正实现社会公平还需要考虑到各种社会惯习和思想观念的影响。

白凯教授的这部著作，以其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独特的研究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历史的新维度。它不仅是一部关于女性财产权的历史研究，更是对中国法律和社会变迁的深刻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