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英案件背后的犯罪心理揭秘

余华英案件背后的犯罪心理揭秘

2024年10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重审一审宣判，再次判处其死刑。这起震惊全国的案件，不仅揭示了一个人贩子长达11年的犯罪之路，更引发了我们对拐卖儿童犯罪背后心理机制的深思。

余华英的犯罪之路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2年，29岁的余华英在打工期间，通过中间人将自己与龚显良的私生子送至河北邯郸，获得5000元报酬。这次“交易”成为她走上拐卖儿童道路的开端。

在随后的11年里，余华英伙同他人在贵州、重庆等地疯狂作案，先后拐卖至少17名儿童。她的作案手法如出一辙：选择在火车站、公园等公共场所，以糖果、玩具等小恩小惠诱骗无人看管的儿童，然后将其贩卖至河北邯郸。

值得注意的是，余华英的犯罪行为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呈现出明显的“职业化”特征。她会根据儿童的年龄和外貌选择目标，甚至在没有合适男孩时也会将目标转向女孩。这种有预谋、有组织的犯罪行为，显示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专业性”。

更令人震惊的是，余华英在2000年和2002年曾因涉嫌拐卖儿童罪被刑事拘留，但这些法律制裁并未使其悬崖勒马。2004年，她再次因拐卖儿童罪被判有期徒刑8年，但通过减刑提前释放后，她并未洗心革面，而是继续从事拐卖活动。

在庭审过程中，余华英表现出复杂的态度。一方面，她在二审时向受害者及其家属鞠躬道歉，流露出悔意；另一方面，面对不利于自己的指控时，她又频繁用“我不记得了”来推脱责任，只有在确凿证据面前才不得不承认。

这种矛盾的行为模式，不禁让人联想到心理学中的“反社会人格障碍”。反社会型人格患者缺乏责任感和道德意识，不会感到羞耻或后悔，常表现为欺骗、冲动、攻击性等行为。据统计，约50%-80%的男囚和20%的女囚患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余华英的行为特征与这一诊断高度吻合。

余华英的犯罪行为固然令人发指，但如果我们仅仅将其归结为个人的道德沦丧或心理异常，就可能忽视了更深层的社会原因。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拐卖儿童犯罪存在明显的“供需效应”。正如毒品交易一样，只要有需求存在，供给就会随之出现。在余华英的案件中，河北邯郸成为被拐儿童的主要流入地，这绝非偶然。当地存在大量对孩子的“非法需求”，这些需求来自无法生育的夫妇、想要传宗接代的家庭，以及一些认为通过“买”孩子可以建立完整家庭的人。

这种“供需关系”不仅推动了犯罪行为的发生，还使得犯罪分子能够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在余华英的案件中，每个被拐儿童的售价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这在20世纪90年代无疑是一笔巨额收入。经济利益的驱动，加上“需求”持续存在，使得余华英等人不断铤而走险。

除了经济利益的驱动，社会环境和文化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拐卖儿童犯罪。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传宗接代、拥有子嗣被视为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些无法生育的夫妇而言，收养程序相对复杂且冗长，这让他们转向非法手段，认为拐卖来的孩子可以填补心中的遗憾。同时，子女在一些文化中被赋予极高的家庭地位，甚至与个人价值相绑定。这种观念让一些人无视法律和道德规范，认为拥有孩子是“家庭的完整”或“人生的成就”，从而让拐卖现象得以滋生。

此外，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的道德决策常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在一些地方，买卖儿童的行为甚至被默认为获取孩子的“捷径”，这种错误认知使得犯罪行为被合理化。法律意识的淡薄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

要从根本上遏制拐卖儿童犯罪，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干预：

1. 加强法律打击力度：除了严惩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也应加大对“买家”的打击力度。只有当买卖双方都受到严厉惩罚时，市场需求才能从源头上得以控制。

2. 提高生育和收养的支持：对于无法自然生育的家庭，应提供更多的心理辅导支持和生育援助，并简化和规范合法收养的流程，帮助他们通过合法手段实现生育需求。

3. 加强社会教育，倡导道德与法治意识：通过社会宣传、家庭教育、社区活动等方式，普及法律知识和道德观念，唤起社会对拐卖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4. 关注心理健康：对于像余华英这样可能患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犯罪分子，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心理评估和干预机制。虽然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是公认最难治疗的心理障碍之一，但通过专业的心理干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其再次犯罪。

余华英的案件，让我们看到了人性最黑暗的一面，也让我们意识到，要根除拐卖儿童这一社会毒瘤，需要法律、社会、文化的共同努力。只有当每个人都对这种犯罪零容忍，拒绝通过非法手段获得孩子，社会才可能更加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