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考古新发现 揭秘广州古城墙变迁

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考古新发现 揭秘广州古城墙变迁

2024年12月27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现场举行媒体通报会，公布了该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广州古城自汉代以来的发展变迁，更为研究广州城市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五路南侧、教育路东侧，处于“广州古城至珠江北岸”地下文物埋藏区的核心地带。该区域曾于1996年、1998年发现东汉至南朝时期的城墙遗迹，系当时广州城的西城墙。2024年1月起，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配合越秀区大小马站书院群保护项目（北地块）建设，对项目用地进行了考古发掘。

本次发掘面积共2400平方米，文化堆积从汉代延续至晚清民国时期，最深处距现地表约9米，已清理各类遗迹572处。重要发现包括：

城墙遗迹

在遗址东部发现的东汉城墙呈南北走向，方向350°，揭露长11.6米、宽10.1米、残高0.8米，用山岗土夹杂筒瓦、板瓦、陶器残片层层夯筑。墙体无基槽，系对当时山岗地表平整处理后平地起夯。东晋城墙在东汉城墙上加筑而成，由墙芯、内包砖、外包砖、散水组成，揭露长28米、宽8.6米、残高1.5米。部分外包砖上模印“泰元十一年”“泰元十二年”纪年文字。南朝城墙在东汉、东晋城墙基础上向东西两侧扩宽，揭露长15.4米、残宽10.6米、残高1米。

建筑基址

在遗址中部发现一段南北向走道，方向336°，清理长约20米、宽3.1米。路面自上而下分属清晚期、明晚期和明早期三个历史时期。清晚期路面用红砂岩条石铺砌，仅北部、中部有零散残存。明代晚期路面保存较好，两侧用红砂岩条石顺向包边，中间用碎砖石平铺地面，路面中间略高于两侧。遗址西部在现代层下还发现了6处房址，房址砖均为砖结构建筑，排列有序、布局整齐，呈东西向分布。

出土文物

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砖瓦、瓦当等建筑构件和礌石、蒺藜等城防用具，以及汉至民国时期陶器、瓷器、铁器等文物共2800件（套）。其中，南汉建筑垫土、磉墩及发现的兽面瓦当、脊头瓦和脊兽，说明在五代南汉时期该处经过大规模的平整，应有一组大型高等级建筑。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强禄表示，本次发现的东汉、东晋、南朝及唐代城墙是当时广州城的西城墙，结合历史文献和东汉墙体下更早时期的柱洞、灰坑等遗迹，东汉城墙应是交州刺史步骘于建安十五年（210）在南越国时期建筑基础上重建番禺城时修筑的，或与“步骘迁州”的历史相印证。在包边砖上发现的“泰元十一年”“泰元十二年”纪年、不同时期墙体及附属设施的叠压打破关系，和在东晋包砖上发现唐砖补砌的情况，说明城墙自东汉末年建成后，在东晋、南朝时期不断修缮、加建，并沿用至唐晚期，也说明了东汉至唐代广州城的西界在近700年间未发生变化，同时东晋城墙在夯土墙芯两侧用砖包边的方法，也是我国较早使用砖砌城墙的实例，体现了在南方多雨潮湿环境下的建筑特点，是中国古代建筑考古的重要发现。

此外，城墙两侧的南汉建筑垫土、磉墩及发现的兽面瓦当、脊头瓦和脊兽，说明在五代南汉时期该处经过大规模的平整，应有一组大型高等级建筑。这一发现符合南汉高祖刘岩升广州为兴王府，大兴土木、广建宫室的历史记载，结合遗址西部地层堆积的水域特征和西南侧的药州遗址，该处大型建筑很可能与南汉宫苑有关。

遗址内发现的南汉石护堤、宋代砖驳岸和唐宋时期木堤岸结构，反映了汉唐广州城外的这片水域经过了唐甘溪西支、南汉仙湖和宋西湖三个阶段的变化。而发现的宋代疑似码头的建筑基址，说明这里在宋代可能有一处码头自子城外向西湖内伸出。遗址西部发现的明清时期流水井古道和清代书院建筑基址，反映了明代广州“三城合一”后，这一带经过淤积已成为广州城市中心的繁华区域，而这批排房建筑，从结构和布局来看，很可能和清中晚期书院有关，对研究广州古城功能布局和城市变迁有较为重要的作用。

张强禄表示，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的发掘，进一步明晰了广州古城的发展和变迁，为认识广州古城的结构布局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是广州城市文脉传承赓续的又一生动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