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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循着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年走过的路,理解我们的精神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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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循着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年走过的路,理解我们的精神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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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座见证了600年历史的紫禁城,不仅是中国最大的艺术品博物馆,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和精神传承。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听他讲述故宫背后的故事。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

故宫:多元文化的融合之地

祝勇认为,故宫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地方。他举例说,故宫的雨花阁虽然明代就有,但在清乾隆年间,依照西藏阿里古格的托林寺建成了一座藏传佛教的密宗佛堂。阁顶上飞舞着4条巨大的蟠龙,游客站在保和殿北面的台基上就可以望见它,但它没有对游客开放。他第一次进入雨花阁时,看到里面的佛像、法器、唐卡等还按照乾隆时的原样陈列着,上面落满了灰尘。他开玩笑说:“那些灰尘都是古物啊。”


故宫雨花阁内的佛像、法器、唐卡等按照乾隆时的原样陈列

在故宫里,像这样的藏传佛教遗迹、文物很多,原因是清朝的皇帝、皇后们信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对清朝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巨大。所以故宫里的许多建筑、古物可以与西藏的建筑、文物对应起来看。从北京到拉萨、阿里,可以说山重水复,却因文化而联结成一个整体,这样的联系既神秘又奇妙。

故宫:一个有机生命体

祝勇认为,故宫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它有呼吸,也有情感。有形的故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外文化交流的参与者与见证者;无形的故宫延续着中华历史文脉,承载着国家记忆,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实力和文化自信。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

故宫:中国人心目中的“顶级IP”

随着文博产业的兴盛,故宫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顶级IP”,这暗合了中国崛起带来的时代情绪的变化。看懂故宫,就是看懂中国人的精神家底。那么,该如何让公众更好地认识故宫?

祝勇认为,故宫从规划到建筑布局,都体现着中国古代的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宫殿建筑群,明清两代共有24位皇帝居住于此,政令四达。正如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所说,故宫博物院有它的职责和现代文化使命,应该将看向故宫的目光更多地放在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审美价值上。

文明的分量自然不言而喻,但传播手段也尤为重要,如今我们正在利用更新的传媒方式,更有效地进行传播。故宫需要文化上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之上的,轻松之中见严肃,活泼之中见风骨。我们要让故宫的文化传播既惹人喜爱,又特立独行。他的写作也一样,要怀着严谨的态度,在历史中找到真相,至少要接近真相,这是他一直坚持的原则。


祝勇著作《国宝》

故宫文物南迁: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祝勇最近的故宫写作聚焦于故宫文物南迁这一主题。1933年,中国山河破碎之时,为防日寇劫毁,以易培基为首的故宫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押运19000多箱故宫文物上路,时延十数年,地迤万余里,辗转颠沛,备尝苦辛。这不是简单的抢救珍宝,而是一次真正的民族文化抢救行动。


神武门。李少白 摄

在寻访故宫文物南迁的过程中,祝勇与许多参与南迁故宫人的后代有联络,与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忘年交,也从他们口中得到许多细节。老故宫人庄尚严先生之子庄灵老先生记忆力非常好,他的回忆复原了许多历史细节。庄尚严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1924年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故宫文物的工作,1925年入职故宫博物院。庄灵先生回忆,当时他们一家走的是西迁南路,在云贵高原上的边塞小城安顺,他们生活窘困,内心却从容。当时,吃的是掺杂着沙子、石子、虫子的“五子饭”,穿的衣服全是补丁。他们白天护着古物赶路,晚上在一起看书、做功课,全家人的心与桌上那一盏燃烧菜油和灯芯草的“灯碗”一样,一直亮着。


故宫三大殿。李少白 摄

1943年6月8日,峨眉县发生的一场火灾,危及故宫文物,《峨眉县志》中记载了这件事。祝勇曾经不止一次到峨眉考察。今天的峨眉县城,依然保留着当年的风貌,一条青石板砌成的主街两边,全是木构的房屋。那时的峨眉还没有自来水,更没有自来水枪,人们从井中汲水,用碗瓢舀水灭火,只能是杯水车薪。大火一旦烧出西门,故宫文物将遭受灭顶之灾。峨眉百姓和驻守士兵一起动手,纷纷拆除自家的房屋,在武庙库房周围拆出了一片“隔离带”,终于使文物躲过一劫,安然无恙。


故宫钟表修复专家王津在工作室内修复受损的清代铜镀金转花水法人打钟。新华社

故宫人:一墙之隔的寂寞与坚守

祝勇谈到,如今的故宫周边都是闹市,穿越闹市进入故宫,心就特别静。他相信大部分故宫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他们一辈子从事研究或文物修复、古画临摹等,其实他们稍作转型可以去搞文物鉴定、书画创作等,都可以赚大钱,但故宫人只想守着故宫,把一辈子奉献给这里。不同门类的专家年复一年在故宫开展研究,喧嚣的现代生活与故纸堆里枯燥而绚烂的历史似乎只有一墙之隔。

前几天祝勇去文物医院,看到新来的年轻摹画师正在十分耐心地临摹古画。按照他的眼光来看,她画得与古画几乎一模一样,但是老师傅说,她还在练习,水平还不够摹画呢。他想,这种耐心一半出于喜欢,一半出于责任感吧。故宫里的这些行当虽然寂寞,但它们不会消失,它们在传承中更新换代,把中华民族优秀的艺术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著名的故宫摹画师冯忠莲先生,是中国美术家协会最早的会员之一,主攻山水、人物、佛像等。就在她的国画创作才华大展时,因国家需要来到故宫博物院,默默无闻地从事古画临摹复制工作。纸寿千年,绢寿八百,即使不算战火辗转,书画卷轴也只能保存800年。临摹应该算是最好的“保存”方式。冯忠莲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临摹《清明上河图》,至1980年完成,历经20年之久,她的作品已成国家一级文物。2015年,《清明上河图》真迹的展出十分轰动,但文物保护规定,脆弱的文物展览时间不超过3个月,展品回到库房休眠至少3年,让它“恢复体力”。所以,冯先生临摹的《清明上河图》也成为重要的展品。


故宫钟表修复专家王津在工作室内修复受损的清代铜镀金转花水法人打钟。新华社

上过央视的“故宫男神”王津,在故宫修了40多年钟表。祝勇的印象中,他总是戴着放大镜、皱着眉头,专心修复某座复杂的钟表。让他特别震撼的是,王津的大工作台上,零件铺了一台面,他问他,记得住吗?是否需要照相才能复原?他说不用,完全记得住。王津是古钟表修复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身上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正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折射着各行各业一线劳动者的精神风貌。

故宫:举世公认的“中国符号”

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历经百年发展,故宫成为一个举世公认的“中国符号”。就像李文儒先生多年前说过的,故宫博物院最大的价值,绝不是让我们去崇拜皇权,他希望人们在了解传统文化时要有反思、有鉴戒、有以史为镜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1937-1938年,第一批南迁的故宫文物在贵州被卡车运送的场景。新华社

故宫从统治整个国家的皇权象征,变成人民的博物馆、变成现代公共文化空间,这是人类历史的巨大变迁,目的是要建设新的文明和文化。正如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所说:“故宫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着文化养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赋予了故宫文化以现代力量。”一个开放的故宫,一个让文物活起来的故宫,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故宫、读懂故宫。而读懂了故宫,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故宫IP越来越受年轻人喜爱。新华社

在古代中国人的文化观里,往事并不如烟,它可以通过物质凝聚、固化。人所创造的物质是一个精神综合体,是历史,是哲学,也是法度。古人早已学会了区分生命的有意义和无意义,这个世界没有完美无缺的彼岸,只有良莠交织的现实。他们既不做理想的人质,把自己逼得无路可走,也不会以世外桃源安慰自己,因此他们崇儒、爱道、尊佛。最终,中国人将其融汇成一种全新的人生观——以出世的精神入世,温情地注视着人世间,把自视甚高的理想主义,置换为温暖的人间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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