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年前，宋朝是如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1000年前，宋朝是如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宋朝不仅是传统中国文化教育发展上的高峰，也是商业贸易、技术创新的巅峰。与大多数学者善于从政治史、人物史切入宋代研究不同，长期从事经济新闻报道和评论工作的陈季冰先生，在其新出的著作《逝去的盛景》中，增加了对宋代技术应用、商业文明的解读，包括在制度-技术层面思考宋代在中国历史中的分量。
没有大规模应用，就没有“四大发明”
李约瑟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里，有过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他的大意是，一说起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大家都会觉得，这些科技发明几乎都集中在宋代。很显然，并不是所有科技发明真的都出现在宋代，但是这里面有两条有重要的原因，给人以这样的印象：
第一，古代大量的发明，比如最典型的以四大发明来说，都不是在宋代发明的，但都是在宋代得到了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纸张是四大发明在宋代以前用得最普及的发明，但到了宋代，质量才有大幅度的提升；火药从唐朝开始有少量应用，比如绑在弓箭上射向敌人，宋代开始大规模应用于战争；印刷术现在普遍认为是唐朝发明的，但唐代只出现寺庙佛经使用印刷术，朝廷官方的资料档案都还是手抄，别说商用了。所以，图书市场的确是从宋朝开始的，基本要到北宋中叶开始有大量的书市出现，书店、书院发挥了关键作用。
像指南针，在宋以前就更没有得到过应用。汉唐军队打仗打得那么远的地方，要北上蒙古草原，深入中亚，甚至到西亚高原地带，应该非常需要指南针这，但实际上都没有记载。到了宋代市舶贸易，开始有了大量商业应用于航海的记载。
第二，因为造纸术、印刷术在宋代被广泛应用，形成了繁荣的图书市场，导致这些科技发明被大规模、详细地记录下来。而在宋代以前，对科技发明的记录都是零星的、手抄的。因为印刷术得到大规模应用，所以宋代留下的文献比宋代以前的3000年里所有的文献加起来还要多。
这两条因素共同促成了后人的一种观感：似乎中国古代的大多数伟大科技创造都是发生在宋代。
这听起来有点像2000年左右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原来1000年前的中国，也进入了当时的信息高速公路。
人类文明如果从信息的记录和传播来说，其实经历了几个很重要的节点：第一个是口口相传的阶段，这个阶段是最漫长的；几千年前开始陆续进入文字历史，但这个阶段的文字肯定是手抄的；又过了几千年，宋代之后世界才进入了“印刷时代”；到了近现代，我们又进入了“电子时代”，包括广播、电视、传真等等；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叫“数字时代”，从20世纪后期才开始。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文字代替口口相传是一次意义最大的革命，因为口口相传是记录不了多少东西的，而且极不准确，文字代替是意义最重大的革命。印刷代替手抄可能是意义其次的革命。电子时代和数字时代怎么来评价，或者说它所谓的对于人类文明记录和传播的意义、功效怎么来评价，怎么来和文字以及印刷时代来比较，我觉得现在还很难说。
整个宋代关于毕昇的记录，我只看到沈括的《梦溪笔谈》里面有一段，记录得很详细，以至于我们现在按照沈括的描述，可以复原出一套活字印刷。但如果仔细梳理历史，就会发现一直到清朝末年，活字印刷依然用得非常少，中国印刷的主流依然是雕版印刷。
1979年上海古籍书店出版的宋朝雕版印行的法典
宋以后印刷技术的进步，主要体现为雕版本身的进步，比如说铜版代替木版，字迹会更清晰，雕版也可以保存更久。现在最早的铜板印刷版面在朝 鲜，当然肯定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而晚清之后的现代印刷术，中国是从欧洲引进的，不是后人接续当年毕昇的成果自己发明出来的。
我只能说大规模应用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东汉蔡伦发明的造纸术，这离宋朝其实已经过去了差不多1000年。但是，宋朝的纸张质量比之前的进步了很多，有人甚至认为宋纸比清朝、明朝制造的纸张质量更好。
除了纸张质量本身，更值得讨论的是，纸张的功能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现在我们中国人养成了祭祀的时候烧纸钱的习惯，其实就是在五代到宋朝期间形成的。因为这期间纸张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纸张被大量制造，不再是一种很珍贵和稀缺的东西，并且印刷技术高超，上面印各种钱的图案什么都做得很逼真。
宋代还第一次出现了纸币这种东西，而纸币这种东西既需要有高质量纸张的制造技术，又需要有高质量的印刷技术，包括水印这样的防伪技术，这些在宋代都做到了。由此我可以说明，当一项发明技术开始被大规模应用后，他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应的出人意料的，也才真正对历史形成了影响。
依托高度繁荣商业，宋代财政收入井喷
宋代商业发达，宋代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票据交易，类似于像期货这样的金融市场。宋代最主要的票据是两种：盐钞，茶引，这些是国家垄断的。朝廷发放像票证一样的“盐钞”和“茶引”，它上面印着有多少多少钱，商人购买后，可以拿去相关的地方提货，然后再进行销售。
一段时间后，商人认为票证本身也可以进行交易，类似于像现银行间的拆借市场，因为票据和利率一样会有波动，所以这些票据就会产生价值，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金融交易。
宋代金融发展还有一个意外现象，出现了国债。因为南宋的军事压力非常大，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以至于朝廷经常向地方预借以后几年的财政税收，比如丈量一下你现在的农田有多少，或者你的商业税预交多少。从道德主义者的角度讲，这肯定都是坏事，但从金融角度讲，这其实是一种很大的创新。
既然它要预借，国家就会出具一种信用凭证，这种信用凭证就变成一种商人可以交易的东西。比如我作为一个商人，已经提前五年六年交了我的税，我从国家那里拿到了信用凭证。当我非常缺钱的时候，我可以会把这个凭证卖给其他人。国家说这个值100块钱，我可能95块钱就卖掉了。收我这个凭证的人也不会一定是等到那一年跟国家去兑现，他之所以会收，也是因为他在这里有利润可赚，这就是现在的国债。
宋代政府：服务经济是最大目标
行政级别的升降，宋代出现过很多。你刚才讲得非常对，行政升降基本上是经济导向，除了戍边地区，特别是靠近西夏那些地方可能会侧重军事考虑。在宋代，如果一个镇、一个市的税收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朝廷就会考虑把它升级为县；如果一个县的税收又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朝廷就会考虑把它升级为州府。反过来也一样的，如果一个州府或者一个县因为经济的状况不行，税收降到了一定程度，朝廷会撤掉这个州府和县，合并或者降格。
王安石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
在王安石变法期间，朝廷撤掉了好多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古代县一级标准的政府衙门，类似需要现在说的“四套班子”，存在很高的行政成本。废掉县把它变成一个镇，就不需要一套完备的政府体系，减少了很多行政成本。
不仅仅是回应得特别快，而且它关心的主要是经济问题，想要收到更多税，甚至会采取包税的办法。一些地方想要节省行政成本，别说设一个衙门，连一个派驻税务官员的成本都要省。举个例子，政府盘算了一下，觉得这个地方只有4000贯、5000贯的商税酒税，它就委托当地一个大户，把这个税包给了大户，不管亏也好、盈也好，每年上交给朝廷5000贯就可以了。当地大户拿着政府给的证章执照课税，这个情况和欧洲的包税制度很类似。
我在书里基本上否定了所谓晚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说法。1949年以后，作为史学界的“五朵金花”，历史专业的研究者花了大量精力研究这个课题，成果可以说汗牛充栋。
但我觉得这一类研究存在一个通病，那就是都属于典型的先有观点后找材料。如果以我们看到的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苗头、端倪的标准，可能春秋战国比晚明更符合，春秋战国定陶、临淄、大梁、邯郸这些城市非常繁荣，比汉唐的时候都要繁荣；春秋战国的货币使用比汉代都要多，买卖交易，春秋战国有大量的流动人口，有大量的做生意的人，从陶朱公也好、范蠡也好，大家提到大量的生意人。
这是一个历史决定论的必然结果，既然西方资本主义是在17世纪开始萌芽的，那我们也应该是这个时候。但这是一种典型的欧洲中心论，以欧洲作为人类社会普世标准，削足适履来套到中国社会上。我恰恰认为中国社会是无法和欧洲社会进行同构分析，中国有自己的路径、自己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完全和欧洲不一样。
当然，无论是欧洲人也好，中国人也好，进入现代社会后都存在一些共性。简单来说，就是政治治理的平民化代替了等级封建贵族制度；此外不再以宗教神圣为导向，而是以世俗的人的生活为导向，在中国可能表现为告别宗法社会，依赖亲缘、血缘关系组成的熟人社会变得不那么重要，依靠契约、法律组成的开放型陌生人社会变成主流。
另外就是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一定是以工商业为主体，不可能是以农牧业为主体的，一个社会如果主体经济都是农牧业，主要的人口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农民，这个社会不可能是一个现代社会。
综合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情况，我认为宋代出现了一波现代所谓的一点曙光，有一点点朝向现代社会去演进的这种可能性。而且这种演进的趋势还是非常明显和强烈的。只是说后来因为异族的入侵，导致宋朝灭亡了，而后来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没有能够接续宋代的发展，反而重新回到了传统的古代社会。
明清两代的统治者对宋代的看法都比较负面，当然，他们对宋代的反思总结经验教训，肯定有他们的道理。我只能说从现代人的角度，中国失去了比西方更早几百年进入现代社会的一次机遇。
宋代之后的元朝统治者，把南方的汉地社会视作一个纯粹的提款机，它不想承担什么公共服务的责任。从放任自流的经济理论来说，反而南方在经济上很繁荣，中国的海外贸易、市舶贸易其实在元代是达到了顶峰，比宋朝的时候贸易量要更高，因为蒙古人打通了欧亚大陆。
但另外一面，蒙古人的治理是很粗鄙的，他们不像宋朝中国汉人社会已经进入了那种高度复杂的文明社会。元朝对他们的铁骑是非常有自信的，反正我有武力，你也不敢反对我。他们拒绝汉化，这也解释了元朝为什么那么短命。
可以说，明清两代继承了宋朝高度的中央集权，但是又抛弃了宋朝对士大夫政治上的宽容、对工商业发展的支持，同时又继承了元朝很粗鄙很暴力很野蛮的统治办法。
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或者说基于一种后见之明，明清禁海政策肯定是很愚蠢的。海洋贸易可以收到很多税，这个他们意识不到吗？包括那么多奇货异宝从外国进来，他们不是希望得到享受吗？
但回到历史中，我们会发现航海贸易，其实是给宋朝包括后来的元朝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宋朝因为工商农业经济一骑绝尘，世界都希望和中国做生意的国家，但中国却不怎么需要他们的东西。只能用一些什么来换呢？我们中国叫“丝绸之路”，但是以外国的立场来看，往往西方学者也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作“海上香料之路”，因为香料是最好的来平衡中外贸易，又贵又轻巧又是消耗品，而中国又没有，因为香料大多产在南方炎热的地方，阿拉伯乳香这些，这种非常贵，所以它平衡了贸易。
从儒家士大夫的角度讲，这些东西都是那种奢侈品，儒家历来强调要节约节俭仁政这些，当然这都没用的东西，对老百姓毫无好处，这就构成了海外贸易政治不正确的第一条。
但是更重要的一条是，他们除了需要中国各种商品以外，他们最需要中国的铜钱。为什么？因为当时世界各国大多都没有进入货币经济时代，他们还是物物交易，普遍缺乏铸造钱币的能力。所以这时候就变成他们带了大量的香料、象牙奢侈品跑到中国来，卖掉以后就直接把整船整船的铜钱拿走了，变成他们当地信用流通的转换工具。所以，东南亚、南亚一直到北非都能发现中国古代的铜钱，就是这个原因。
他们大量的铜钱从中国抽走以后，导致宋朝始终缺钱，朝廷为缺钱这件事无比困扰。元朝使臣在写《宋史·食货志》里面说，这是宋朝的“一世之扰”。宋朝出现纸币，也是因为这个，因为缺钱，没有铜钱，所以必须要用其他替代物。但纸币的发明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容易乱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
到了明代，统治者觉得这么多的困扰或问题，源头都是因为对外贸易造成的，那么禁海不就没这个问题了吗？所以这是他们回应时代的挑战采取的办法。
我们今天回看这是错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吸取历史的教训，不是去批评当时的统治者，而是应该提类似的问题：比如今天数字经济时代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人的隐私问题、产业的变革问题，我们应该回应？我们是去打压它，就像学习明朝一禁了之？我们是否能够比明代更加聪明，能否拿出更高明的办法，这是我提出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