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为王的时代，我们要怎样做到「共情」？
情绪为王的时代，我们要怎样做到「共情」？
在后真相时代，情绪已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共情传播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方式，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本文将从心理学、传播学等角度，探讨共情传播的概念、特征、应用场景及其积极作用和负面作用。
#考点梳理#共情传播
一、导语
情感是复杂且不可或缺的沟通要素，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一环，是人类文明厚重的底色。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爱）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面对复杂多变的信息环境，在事实和数据之外，我们是否还需要更好地洞察人类情感开关和情感密码，更好地理解人类情感在信息编码和解码中的丰富意蕴？
当今是一个后真相的时代，后真相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真相让位于情绪，情绪充斥在社交媒体平台中，也充斥在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帖子和新闻中。当面对铺天盖地袭来的情绪，能否做到合理共情，该如何正确地与他人共情，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近年来，共情传播越来越成为考研中的必考点，考察的形式和深度也在加强。无论是24人大考题中出现的“跨文化共情”（传送门：跨一下国传前沿的门槛：人大今年考的「跨文化共情」是啥？），亦或是23中山大学的学硕考题：“共情是一种设身处地理解他人的情感体验，在对外传播中如何运用“共情”来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均旨在考察的是大家对于共情传播以及对外传播的熟悉程度。
因此，在这个情绪化的时代，身为新传学子，我们有必要考察共情传播背后的传播学原理。
二、概念定义
情感（emotion）转向，是近年来新闻实践中日益受到关注的话题。在“新新闻主义”“文学新闻学”“非虚构写作”等新的新闻实践中，情感这一与传统新闻价值客观性二元对立的元素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呈现方式，这对中国的新闻实践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情感性元素深刻地影响了主流媒体的新闻实践，并以此形塑了新闻产品的呈现形态，具有突出的共情化传播特征。
共情（empathy），也有学者译作“同理心”“移情”或“神入”。马丁·霍夫曼(Martin Hoffman)认为心理学家以“认知取向”和“情感取向”两种方式定义共情：一种是将其定义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内心状态(思想、感受、知觉和意向)的认知觉知；另一种是将其定义为对另一个人的替代性的情感反应。近年来共情理论由心理学领域延展至新闻传播学领域，成为重要研究对象。
共情传播的英文名为Empathic Communication，可以被认为是个体在面对群体的情绪情景时参与信息接受、感染和表达以及传递分享的过程，也是共同或将相似情绪、情感的形成过程和传递、扩散过程。
共情作为心理学术语，通常解释为“个体基于对另一个人情绪状态或状况的理解所做出的情感反应，这种情感反应等同或类似于他人正在体验的感受或可能体验的感受”，类似于中国成语的“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将心比心”。人类的这种体会他人的情绪和想法能力就是共情。
但是，共情不等于同情，同情的本质是怜悯，由即刻的情绪驱动，未经过事实的深思熟虑，是自上而下的俯视，带有不平等的色彩。而共情是一个人有意识地进行换位思考，来理解别人的思想和感受的过程，是站在双方平等的视角下理解他人的情绪和心理。
共情与传播有着天然的联系，共情本身就是一个情绪、情感传播或分享的过程，通过交流和沟通维系。“共情”是心理学概念，传播学则对“共情”概念有所拓展。
三、社交媒体上的共情传播
根据美国融文公司和英国“我们擅长社交”公司1月31日发布的关于全球媒体和数字化趋势的年度报告，全球社交媒体活跃用户数量今年1月突破50亿，达到50.4亿，相当于约62.3%的全球人口经常使用社交媒体。这就使得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展共情传播具有了必要性。社交媒体用户可以在其中表达、交流、共享感情，实现“可致意、可传情”，为酝酿情绪感染、推进情感共鸣提供了合适的场所。基于社交媒体平台自身具有的特征，国内外社交媒体平台成为发展共情传播的必经之路。
许向东和林秋彤研究了社交媒体平台中的共情传播有三个层面。共情传播是一个包含情绪感染、态度认同和行为支持的完整过程。社交媒体平台的共情传播，可以从情绪、态度和行为这三个层面展开。
情绪感染是指个体在面对他人处境或者体察到他人情绪时，会随之唤醒自身的情绪，做出相似或者相反的情绪反应。心理学领域用“知觉-行动机制”(perception-action mechanisms)来解释这种情绪反应，个体自身体验过的情绪会产生一种心理表征，当个体知觉到他人的相似情绪时也会产生一种心理表征，两种表征存在重复的部分，称为“共享表征”。个体在知觉他人情绪时，共享表征被激活，从而将他人的情绪自动转化为自己的情绪，个体因此能够体验到他人的感受。在社交媒体平台中，让传播内容对预期受众进行情绪感染，是做好共情传播的第一步。
态度认同，即在情感和态度上认同传播内容与预期价值判断。具体来说，在情绪感染的基础上，需要利用已经调动的情绪，推动社交媒体用户充分了解传播内容，认可内容传达的思想、支持预期的价值判断，从而使用户的共情基础，从微观情绪转向对传播内容及其所蕴含的观点等的理解与认同。
共情是一个包含情绪、认知和行为的多重心理活动过程。“认知—情感—行动”，构成一个共情过程的完整链条。相比较而言，传播在情感、态度层面引起的认同，比认知层面引起的认同更容易引起一致的行动，而且力度更大。将情绪传播的理念和实践应用于对外传播就是期望通过借助社交媒体平台，推进海外用户在情感和态度上的转变，促使其做出亲华友华的行为举动。
四、共情传播的应用场景
中文研究大多以“共情传播”作为研究背景，考察“共情传播”在主流媒体转型、引导公共舆论、治理网络舆情、提升政府公信力和国际传播中的新闻效果。英文研究则更侧重于探究“共情传播”的过程和机制，考察如何通过新兴媒介技术的应用，以沉浸式的传播于受众互动，实现“共情”。
近年来，共情传播的主要应用场景集中在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和舆论领域，尤其是和北京冬奥会、新冠疫情、杭州亚运会等国际大事紧密相连，并且在这些事件的新媒体传播中都能找到共情传播的影子。在北京冬奥会中，媒体主动设置共情议程，“一朵雪花”为主题，是冰雪运动与冬奥精神的凝练表达；媒体参与共情叙事，聚焦微观人物和符号，讲述冰墩墩的制作过程、各国运动员的饮食喜好；媒体与公众共情互动，“缺席的在场”打造共同记忆，无论是对国内还是国际而言，这场冬奥会盛事打造出的共同记忆有可能淡化种族、性别、国别等边界，获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身份认同。
共情传播能发挥其优势，也能在某些场景下被有心人利用，成为操纵舆论和蒙蔽公众的手段和工具，典型的应用场景是美国大选。此时的群体共情容易被利用，群体被煽动对立，带来对立共情传播，尤其是后真相时代，情绪僭越事实和真相，成为人们共情认知的首选。以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过程为例，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过程一直伴随着对立共情传播，最后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冲击国会山流血事件。特朗普利用社交媒体推特等平台制造对立情绪、散播阴谋论，形成激烈的共情，并且特朗普还向集会抗议的人群发表演讲，这直接导致冲击国会山事件的爆发。当对立双方的情感、信念、立场无视或藐视事实时，这种对立或对抗性共情就很难化解，会为双方共处的社会带来巨大隐患和难题。
五、共情传播的作用
共情传播给新闻业以及每位受众的日常生活带来的是双面作用，既有积极作用，也有负面作用，我们需要根据具体共情场景来做区分。
首先是积极作用。共情可以在公共舆论中唤醒公众的身份认同。以近日来的捕杀流浪猫和流浪狗事件为例，现实生活中的流浪狗和流浪猫我们并不熟悉，但哪怕作为一个普通人，联想到自己家里的猫猫狗狗都会于心不忍，并产生共情，但，也因此该事件相关报道引起了全国上下关注，仿佛就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边，与自己息息相关。
其次，共情在公共舆论中也会将传者与受众凝聚成一个整体，将个体的痛苦引申为群体的痛苦，让公众对不确定风险的共同担忧和社会处境产生共鸣。比如在受害者相关报道中，很多人会共情受害者的父母，建立起与受害者家人的情感共享，因为在共情传播的作用下，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受害者父母的悲恸场景，不自觉将自己代入。
再次，社交网络扩大了个体在面对群体的情绪场景时的反应，使共情和共情传播不再局限于个体之间，由于公共事件的复杂性，情绪场景也更加丰富多元。
然后是共情传播的负面作用。
第一，共情传播会过度消耗公众情感，导致公共参与冷漠症。互联网扩大了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公共舆论事件中又往往会因新闻要素的不完整性和零碎性造成舆论偏颇的现象。人们接触与自己既有观点一致或相左的碎片化信息，往往更易产生情感的共鸣，而不是对理念或事实作出反应。因此公众的注意力多停留在对新闻的情感消费上，理性讨论在公共舆论中往往让位于情感诉求。极易令公众产生情感疲劳，久而久之形成了“让子弹再飞一会”的后真相认知机制，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彻底丧失热情，媒介本身的公信力也遭到严重质疑。
第二，共情宣泄对事实廓清造成障碍。网络共同体比现实共同体更容易流动、脱域，呈现出“液态”的特征，互联网时代，以往有限的传受关系逐步转化为多个舆论场交织的意见生产网，在舆论的回音室效果之下，圈层化传播中的受众也更愿意相信与自身情感立场相符合的信息。
第三，从共情到公愤，逾越司法职权边界。后真相时代，受众的心理呈现出极度分化和不确定性，在最能刺激受众神经的道德和法律方面，只要进入共情需求范围，就有可能导致“群体极化”的出现，对司法职权形成裹挟之势。共情传播下过激的舆论会影响独立审判，消解司法程序的合法性，损害现代司法的独立性，阻碍民意与司法之间的良性沟通。
比如，知名演员谭松韵的母亲被撞案中，由于明星自带高关注度，最初几个博主为了引起关注将庭审中一些细节煽动夸大，扑朔迷离的传言让公众的共情情感笼罩于理性思考之上，开始发泄非理性情感，引发了一场对法律的“信任危机”。舆论发酵两天后，有博主将长达十小时的庭审视频看完并整理出文字记录，人们才厘清了很多在之前的质疑中被混淆的细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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