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封：揭秘“中国之源”的文化密码
登封：揭秘“中国之源”的文化密码
1976年，考古学家在河南省登封市告成乡发现了一处重要的史前遗址——王城岗遗址。这处遗址不仅揭示了中国最早城市的雏形，更可能藏着“禹都阳城”的秘密，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关键线索。
王城岗遗址：夏王朝的见证
王城岗遗址位于登封市告成乡告成村西北约500米的五渡河与颖水交汇处，雄踞于中岳嵩山南麓和豫中名川颖水之滨。这里是古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的地方。1976年至1981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联合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表明，该遗址是一处以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存为主，并兼有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特别是发掘出的龙山文化中晚期的两个东西并列的城址，对研究河南豫西地区龙山文化的分期和城垣建筑结构等方面有重要价值。
城址坐落在岗坡之上，面积1万余平方米。东西两城并列，而东城的西墙就是西城的东墙，西城所在地势略高于东城。东城因被五渡河西移冲毁，仅残存南城墙西段30米和西城墙南段约65米。它们垂直相交，城角的建筑形制是内角为凹弧形，外角呈凸圆，向外突出2米，似为后世“马面”设施的滥觞。东城的时代，据城墙剖面和基础槽夯土层内包含的陶片分析，应在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西城的保存情况比东城好，四面的城墙轮廓也比较清楚。城垣的长度为：南墙82.4米，西墙92米，北墙西段残长9米，东墙南段残长约65米。西南墙角和西北城角均为直角。城角建筑形制，均与东城的西南角相同。西城的时代，经过城墙剖面分析，同样属于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但从西城的东墙是利用了东城的西墙看，东城修筑应略早于西城。两城修筑之所以有早晚，可能是由于东城被五渡河西移冲毁后，才利用东城的西墙作为西城的东墙而修筑起西城。城墙的筑法是先在底部挖一个口宽底窄的斜壁基槽，然后从槽底向上逐层填土夯实。
考古发现，在城址内还残留着与城墙同时期的夯土坑，已发掘出13个，夯土颜色多呈黄灰色，质纯而坚硬，在夯土中夹杂有少量灰黑色砂质与泥质陶片。发现奠基坑10余个，坑内的夯土层之间或夯土层底部下面，多填埋有成年人和儿童的完整人骨架或被解肢的人头骨、肢骨与盆骨。这些人骨架和人骨被填埋在坚硬的夯土层中，很可能与当时对重要建筑用人作为奠基有关。灰坑发现有100多个，遍布于西城内，有圆形袋状、椭圆形、圆形直壁竖穴状、方形和不规则形五种。其中前三种灰坑的数量比较多，挖筑比较规整，因而这三种坑的用途可能是储藏东西用的窖穴或住人的简易房穴，后一种灰坑有可能是取土的废坑。文化层内包含有陶器、石器和骨器等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现有青铜器容器残片和刻字的黑陶薄胎平底器残片。这对研究我国龙山文化青铜器的发展史和中国文字的起源有着重要的价值。
据文献记载和传说，嵩山一带是夏族先公建立夏王朝的活动区域。《竹书纪年》载：“夏后氏，禹居阳城。”《书·地理志》颖川郡阳翟条巨瓒注引《世本》载：“禹都阳城。”《孟子·万上篇》载：“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国语·周语上》载：“昔夏之兴也，融降于祟山。”韦昭注：“崇，嵩高山也。夏居阳城，嵩高所近。”祟山即嵩山，在现今登封县境内。《括土地志》载：“阳城在箕山北十三里。”这些有关古代阳城地望的记载，基本上和现今登封告成镇一带的地理环境相吻合。目前大部分学者已把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代的开端，追溯到龙山文化的晚期。王城岗古城址在时代与地域上与夏有这样的吻合之处，确实是耐人寻味的。有专家指出，登封王城岗城址很可能就是文献记载中的禹都阳城，即夏王朝的初期城垣遗址。这两座高耸的城墙，已经跨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天地之中”：文化传承的象征
登封不仅有地下埋藏的考古发现，更有地上屹立千年的文化瑰宝。在登封，有一组被誉为“天地之中”的历史建筑群，它们不仅是古代建筑艺术的杰作，更凝结着中国古代天文学、数学、哲学等领域的智慧结晶。
“天地之中”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周礼》。在古代中国，人们认为天地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框架，而登封所在的嵩山地区恰好位于这个框架的中心。这种观念不仅体现在天文观测和地理测量中，更融入了登封的建筑布局和文化传统。
登封的“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包括8处11项建筑，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少林寺、嵩阳书院和中岳庙。这些建筑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湛技艺，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少林寺作为禅宗祖庭和少林功夫的发源地，不仅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武术文化的象征。其1500多年的历史见证了中国佛教和武术的发展历程。嵩阳书院则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曾是程颢、程颐等理学大师讲学之所，是中国儒学发展的重要见证。中岳庙则是祭祀中岳嵩山的场所，体现了中国古代对自然的崇拜和天地和谐的理念。
新砦遗址：夏文化的源头
如果说王城岗遗址揭示了夏王朝的建立，那么新砦遗址则为我们提供了探索夏文化源头的重要线索。新砦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东南刘寨镇双洎河边，是一处具有重要考古价值的遗址。
197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首任队长赵芝荃调查并试掘了新砦遗址。这次试掘是研究夏文化历程中的一次重要探索，不仅首次将新砦遗址纳入了学界视野，而且为二里头文化找到了更为直接的源头。
新砦遗址的发掘源自一次偶然。当年，赵芝荃在禹州和登封地区调查无果后，返程时决定换一条路，来到了之前从未来过的密县（今新密），在密县文化馆魏殿臣处见到了20多件放在地上的陶器，正是他苦苦寻找的过渡形态的器物。这次充满戏剧性的偶然发现，揭开了新砦遗址发掘的序幕。
新砦遗址是一处有着外壕、城墙和内壕三重防御设施，中心区建有宫殿基址的城址。考古人员在新砦遗址还发现了具有很多其他地域史前文化因素的器物。“北方的小河沿文化，南方的石家河文化，东方的龙山文化，西边的齐家文化，这几种考古学文化因素都在新砦汇集，也说明了这里当时的中心地位。”赵春青一一列举。
新砦期历时150年左右，已经接近夏文化的上限或距上限不远，为探讨早期夏文化提供了新的支点和新的方向。
登封，这座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早记忆的城市，以其丰富的考古发现和文化遗产，为我们揭示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从王城岗遗址到“天地之中”建筑群，再到新砦遗址，这些珍贵的历史遗存不仅见证了中国早期文明的辉煌，更彰显了登封作为“中国之源”的独特地位。正如河南省文物局局长田凯在“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上所说，登封不仅是地理上的“天下之中”，更是文化上的“中国之源”，它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文化记忆和最悠久的历史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