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城：中华第一城的秘密
良渚古城：中华第一城的秘密
“中华第一城”——良渚古城，这座距今约5000年的古代都邑，以其宏大的规模、精良的规划和发达的文明，被誉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它不仅是中国最早的城市之一，更以其独特的城市布局和水利工程，展现了良渚先民的智慧与力量。
规划严谨的“东方古城”
良渚古城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占地面积达630公顷，相当于88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整个城市规划严谨，布局合理，体现了良渚先民对城市规划的深刻理解。
古城的核心是莫角山巨型高台，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残高10米，堪称“土筑金字塔”。这座巨型高台不仅是城市的地理中心，更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在高台的西北方向，是反山王陵，埋葬着良渚文明的统治者。
良渚古城的城墙采用夯土筑造，四面城墙各开二水门以导航，唯正南开一陆门，此陆门有三墩四门道，门道由西向东分别宽8（旁门）、18、20、18米，当为设中门的三门制。陆门南有由北向南分布的墓葬群（以头向北的女性墓居多）、出大量精美刻划纹黑陶和漆木器、具祭祀性质的壕沟、土台和码头，从城内到城外，南北中轴线布局明确，且较牛河梁遗址更为规范。这种中轴线布局，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先河，比商周时期的都城还要早近千年。
世界最早的水利工程
良渚古城的水利工程，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也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拦洪大坝工程。这一系统从北面和西面环绕良渚古城，规划和影响范围超过100平方公里，其取水之利、避水之害，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形态和位置的不同，11条古水坝分为沿山前分布的塘山长堤、建于山谷谷口的高坝，以及连接平原孤丘的低坝三种。这些水坝每一条的建造工艺都有些许差异。比如有的水坝所在位置的地质条件不够好，地表有很多细缝，水容易形成管涌，进而导致水坝崩塌。于是良渚先民在筑坝时，就先在地下顺着水坝的方向挖一条凹槽，再向内填进致密的土。这样就形成了一道防渗墙，管涌的通道就会被堵住，土不会被水流带走，水坝就能更加稳固。还有一些水坝要直接面对山洪，强大的冲击力会把水坝表面的土冲刷掉。良渚先民就在水坝迎着山洪的地方，用石头堆起一个尖锥，加强水坝的抗冲击性。“由此可见，那时人们对建坝各处的地形地质研究已经非常精细，能够做到因地制宜。这也说明良渚时期的筑坝技术和水坝设计理念已十分成熟、先进。”王宁远说。
在随后的考古工作中，考古人员陆续发现，在良渚古城遗址近百平方公里内，几乎每一个山口都有水坝遗迹，加上此前发现的11条，共计30多处。这些古水坝共同构成了良渚古城的一整套外围水利系统。
玉器文明的巅峰
良渚文明最令人惊叹的，莫过于其精美绝伦的玉器。在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中，最著名的当属“玉琮王”和“玉钺王”。这两件国宝级文物，出土于反山王陵编号为M12的大墓中，墓主人极有可能是集神权、军权、王权于一身的王／大祭司。
良渚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种被称为“琮”的内圆外方的筒型器物。琮是良渚人用于祭祀神祇的一种礼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认为：“琮的几何形态蕴含了良渚人对宇宙的独特理解。这个圆柱——如果它能被称为圆柱的话——是从上到下微微收拢的。如果你曾站在开阔的田野上，放眼四周，视野开阔，你会意识到大地是圆的——或者至少在你的眼中，它是圆的——它的边界就是天与地的交界。而天当然也是圆的，只不过它是一个更大的圆，包围着你。”方向明认为，这两个代表天地的圆，就是良渚玉琮的上下截面。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良渚玉琮上都有着一种独特的图案：一位头戴羽冠的人，双臂抬起，肘部屈曲，从一只大眼宽鼻阔口且獠牙外露的神兽背部腾起。这个图案被命名为“神人兽面纹”。这一图案也出现在把玉钺和玉权杖上。方向明认为，这种图案的普遍出现说明了良渚文明是建立在一个统一的信仰体系之上的，而神徽在一件器物上面的反复出现，也意味着这个“神”非常有可能是“太阳神”或者是“祖先神”。
最新的考古发现
近年来，考古学家对良渚遗址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发掘和研究，揭示了更多关于这座“中华第一城”的秘密。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王宁远介绍，在距今6000年前后，长江下游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出现了凌家滩、东山村等中心聚落，迈入了“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在距今5300年左右，良渚文明兴起后，长江下游地区进入了“古国时代”的第二阶段。
“良渚古城的各类资源和人口皆由外部汇入，其影响力和发达程度超乎想象。”王宁远说，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不但良渚古城里的居民来自多地，同时，它的物资也来自多地。它周边的聚落分工精细，有从事石器生产，也有从事玉器生产。发达的稻作农业促进了社会分工和手工业的专业化。
良渚的兴起有深刻的地理和气候背景。王宁远说，当时，气候发生变化，长江下游的人群改变了以采集狩猎为主、稻作为辅的原有经济模式。当时，长江泥沙快速沉积，太湖平原已经基本形成，且经过了长期的淡化，已经成为稻作适宜区，吸引了周边人口快速向这里迁徙。
在通报会上，多位权威学者充分评价了项目成果的学术价值。浙江大学林留根教授评价说，在2019年良渚古城申遗成功后，考古学界的新课题就是“良渚从哪里来”，而项目成果对此初步作出了解答。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星灿研究员表示，距今6000至4000年是中华文明起源最关键的阶段之一，该课题让学界对此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北京大学赵辉教授表示，崧泽时期长江下游的遗址都是大聚落，而良渚时期则变成了小聚落，说明生产力水平在提高，人们可以在更小的集体里开展大生产，同时社会共识增强了，否则就不会凝聚起文明程度更高的良渚。
“可以说，良渚遗址群所有的家底，已经摸清了。”王宁远表示。通过深入的考古研究，我们发现良渚古城和想象中不太一样。良渚古城内的2万多居民，可能是贵族和宗教人士，也可能是从事玉器、漆木器、骨角器、石器等加工的高端手工业者，但城里没有农民。良渚古城内的粮食、肉食等全部是从四面八方运输进来的，如同今天的大都市。良渚社会存在明确的城乡分野，稻作农业的发达促进了社会分工和手工业的专业化。中心都市之外出现了从事农业和石玉器等专业化生产的基层聚落。
“良渚申遗成功后，学界想回答的问题，包括良渚是从哪里来？何以良渚？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是如何发展演变的？《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课题已经进行4年多，基本找到了这些重要问题的答案。”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说。
“将良渚文化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对良渚古城水利系统的完整描述等，这些都是良渚申遗文本中没有的新内容。长江下游区域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的文明演化进程，我们的叙事比5年前良渚申遗时大大突破，良渚的故事也更加丰富和生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