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为什么会实施焚书坑儒？是“暴政”还是“报复”？
秦始皇为什么会实施焚书坑儒？是“暴政”还是“报复”？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中国历史上极具争议的重大事件。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文化发展，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从历史背景、具体过程及其影响等多个维度，深入探讨这一政策的来龙去脉。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李斯进言：“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秦始皇34年，嬴政在咸阳宫隆重举行一场盛大的宫廷宴会。这天，周青臣毫不犹豫地赞颂秦始皇的卓越功绩，引得皇帝欢欣鼓舞。
就在这庆功之际，博士淳于越巧妙地提出了一个备受争议的建议，主张恢复分封制度。秦王面露淡然之色，命众臣纷纷陈述自己的观点。然而一直对分封制度持反感态度的李斯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对淳于越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并向秦始皇献上三项建议，其中之一是焚毁古籍的提议。
李斯强调，儒生们不应该沉湎于古代的学说而忽略当今之需。他认为，盲目崇拜古代可能会对国家的统一构成威胁。为了巩固君权，他主张采取果断措施，即焚毁那些可能对国家统一产生负面影响的古书。在秦始皇的命令下，大量古籍被投入烈火之中，以维护国家的一统大业。
焚书事件发生后的次年，一些儒生因对秦始皇的不满，在民间传播了大量批判秦朝统治的言论。这引起了秦始皇的极度愤怒，他急不可待地采取了严厉手段，导致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坑儒事件。
秦始皇不仅实施了焚书行动，还发布了挟书令，对持有儒家经典的百姓文人进行了残酷的惩罚。
这一系列的行动显然带来了巨大的弊端，不仅加速了秦王朝的衰落，导致了大量无辜生命的丧失，而且对文人的创作力产生了严重的抑制。对于一个聪明睿智的君主如秦始皇而言，为何要采取如此激进的焚书坑儒政策呢？
究竟是出于对反感者的报复，还是由于秦王朝的暴政导致的不得已之举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焚书坑儒多非议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对儒生和秦国建立的紧密联系的产物。许多年前，秦国只是西部边陲的一个小国。为了寻找发展出路，秦王采取了积极进取的态度，积极借助商鞅的才智，并借助法家思想，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使秦国在众多诸侯国中脱颖而出，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正是由于秦国的强盛与法家思想的密切关联，秦始皇在完成“六王毕，四海一”的统一大业后，高举法家的旗帜，大力提拔法家学者，推行了一系列新政。
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儒家主张仁爱为主，支持分封制度，认为这能够形成诸侯共同维护天子的积极局面。然而，法家思想则认为分封制度会导致天下割裂，主张强化中央集权，实行郡县制度，以此治理天下。这种思想差异在秦始皇统一后愈发凸显。
淳于越当着众人的面提出仿效商周实行分封制度，直接触及到了法家学派的底线，因而激起了法家代表人物李斯的强烈反对。
面对淳于越的建议，李斯向秦始皇提出了一系列极具严厉性质的建议，旨在通过焚书坑儒的手段，加强中央集权，彻底掌控百姓的思想。
他主张，为防止百姓心生异念，应当命令天下百姓将所有非秦朝的典籍全部焚毁。对于非博士官胆敢私藏《诗经》等诸子百家经典的人，应当送交官府受到严惩；对于那些胆敢在公开场合讨论诗书的人，应当在闹市当众处以死刑；而对于推崇前朝古代、诽谤当今圣上的人，应当全族诛灭。对于官吏包庇犯罪者的情况，同样要以同罪论处。
尽管李斯提出的建议严苛至极，但由于秦始皇崇尚法家思想，坚信只有通过严酷的惩罚才能维护社会秩序，因此，在犹豫片刻后，秦始皇在建议书上批了一个可字。
秦始皇收到命令后，李斯立即发布命令，四面八方焚烧了大量文献典籍。
维护统治为集权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举动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争议，广泛认为其动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为了报复那些扰乱人心的儒家人士，通过专制手段扼杀了可能引发百姓反抗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一些人则认为秦始皇之所以焚书坑儒，是因为他残暴任性，实施了暴政。
然而，实际上，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动机并非单一，既不仅仅是为了报复，也不仅是由于其残暴的个人行为所致，而是出于对统治的维护考虑。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行为被后世谴责，留下了千古的污名。然而，这两个举措并非像儒生所描述的那样极端。
鲁迅曾在早期指出：“秦始皇实在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的失败是在二世而亡，百姓们抹黑秦始皇是为了迎合新的统治者”。这一观点也揭示了秦始皇被污名化的一部分原因。
就焚书事件而言，当时的情况是淳于越首先在众人面前批评郡县制，主张恢复前朝旧制度，这激怒了秦始皇。淳于越更进一步表示“不遵从之前的风俗是不会长久的”，这一言论引发了后续的事件。
李斯为了契合法家观念，以迎合秦始皇的期望，提出了焚书的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焚烧的书籍主要涉及《诗经》和《尚书》，而农业、医药、百家方面的书籍并未被焚毁。这表明秦始皇的行为更多是针对特定文献，而非对整个文化的全面遏制。因此，有关秦始皇遏制文化发展、焚烧书籍的说法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
再说坑儒一事，方士侯生和卢生为满足秦始皇长生不老的愿望，长期为其寻找仙药，得到了秦始皇的高度信任。然而，由于两人私下批评秦始皇的品行不端，引起了秦始皇的愤怒。
秦始皇得知真相后怒火中烧，怒斥道：“我平日对他们如此信任，竟然被他们欺骗、背叛。”他立即下令御史大夫查办他们的罪行，波及了多人，最终演变成了后来的坑杀术士事件。
坑儒事件指的是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发生的“坑杀犯禁者460余人”的事件。单从人数来看，与焚书坑儒波及的规模相比并不算巨大，远没有儒家传说中那么惊天动地。在坑杀术士的过程中，秦始皇之所以杀害儒生，主要是因为侯生和卢生都是儒家学子。
秦始皇并没有将主张儒家的淳于越处死，而坑杀术士只是按照法律进行的处置。他所杀的大多数人都是术士，而不仅仅是儒家学子。
表面上看，焚书坑儒似乎是因为淳于越和其他大臣的欺瞒行为，但实际上，这些只是导致焚书坑儒发生的导火索。秦始皇个性孤傲、刚愎自用，他威严地运用专制统治，一直以来都引起儒家学子的不满。
他登基后大力推崇法家思想，通过强硬手段对百姓实行压制，修建阿房宫和骊山陵更是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当时，民间已经涌现出不少不满之声，风声鹤唳，而朝廷内部也出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
秦始皇在这一时期选择焚书坑儒，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文人百姓的控制，维护中央集权，同时迎合个人欲望。正如《过秦论》中所言：“以暴虐为天下始”。
总体而言，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真正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当时统治阶级与百姓之间的矛盾极为尖锐，秦始皇希望通过专制主义的高压政策来巩固统治。其次，国家政策的需要也是一个原因，秦始皇下令焚书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符合当时国家战略的需要。
在早期，秦孝公执政时，商鞅变法就曾反对《诗经》《尚书》等文献，并实施了多项限制其他学说发展的政策。秦始皇的焚书行为不过是延续了这一传统。最后，为了满足个人欲望，加速工程进度，他着手建设皇陵，追求更奢华的生活。
滥用法家二世亡
焚书坑儒实质上是一场推动思想统一的运动。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迫切希望实现“车同轨，书同文”，因此在政治层面废除了分封制，引入了郡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
在文化方面，秦始皇通过统一文字，将小篆作为官方标准，通过在经济上统一度量衡等手段，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体化局面。
为了将统一事业进行到底，形成一致的核心价值观和思想观念，秦始皇大力倡导法家思想，同时强烈抨击其他学派。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举动明显打击了儒家学派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质都相同，都是为了推动思想的一致性，将思想一体化视为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
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存在明显的分歧。法家注重权谋，主张通过奖惩手段来引导百姓和群臣，而儒家强调仁义，主张通过道德规范来引导百姓，避免采取暴力手段。
尽管秦国在二世而亡，但以强调帝王术的法家却展现出了持久的生命力，传承千年。
历代统治者虽然倾向于用儒学来教化百姓，却仍然采用法家的手段来约束百姓。秦始皇焚书坑儒短暂地实施了对百姓的压制。然而，由于他未能认识到儒学的独特价值，并没有正确地运用儒学，反而采取了极端手段，导致了后来的衰败和对儒家弟子的指责。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目的远不仅仅是为了报复和满足私欲，更是为了维护统治，对百姓实施压制，贯彻法家思想。秦始皇的这一行为对无辜百姓造成了实质性伤害，同时也阻碍了文人的发展。
秦始皇身为统治者，提出这一政治主张似乎是历史的必然。正如胡适所言：“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学者阅读这份宣言时，或许并不感到太过意外。古代的思想家，不论属于哪个派别，似乎都存在着对异己的压迫倾向。”
杜牧曾言：“秦人未能自己反思，而后世却反思了他们；后人反思了他们却未能从中得到教训，于是又使后人陷入相同的悲哀。”秦始皇焚书坑儒或许是站在个人立场上的必然选择。在我们评价这段历史时，应以更全面、更科学的态度来审视具体的问题。
只有进行具体分析，才能避免片面地发现真相。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从历史事件中汲取教训，以史为鉴，更好地迈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