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酒”漫话：从《诗经》到唐代的酒文化演变

“春酒”漫话：从《诗经》到唐代的酒文化演变

“春酒”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独特的酒类，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诗经》时期。从周代的“冬酿春熟”，到汉代的“正月始酿”，再到唐代的“春酒”文化繁荣，春酒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出独特的酿造工艺和文化内涵。本文将带你穿越千年，探寻春酒的历史演变和文化魅力。

《诗经》中的“春酒”是农历十月获稻后酿制，有“冬酿春熟”和周历十一月为岁首两种解释；汉代的“春酒”为典馈于正月始酿“以供夏至、初伏之祀”，二者不是一类。在酿造初始时间上，周制更早，在酒的成熟周期上，汉制更久。汉制酿法与东汉制曲、酿酒技术进步有关，魏晋南北朝继承并发展了东汉酿造技艺。《齐民要术》中的“春酒”主要指那种六、七月制曲，腊月或早春取水，经重酿工艺而成的醇酒，不同于“不得时令”的酒类和短期酿成的薄酒、浊酒等。这种酒春季初成、夏季老熟，以陈放一段时间为佳，故有“老春”之说。此酿法直源于东汉，魏晋时始在民间流传，至唐已为人们普遍接受。

唐代的“春酒”继承魏晋南北朝酿造工艺，同时其内涵又有拓展。隋末唐初诗人王绩《看酿酒》诗云：

“六月调神曲，正朝汲美泉。从来作春酒，未省不经年。”

感叹此酒酿造周期长，制作不易。

初唐流行于关洛、河东地区的“春酒”，是《齐民要术》中“春酒”的“直系后代”，以“秦州春酒”最为著名。唐代统治者陇西李氏重要发源地即为陇西成纪。此“春酒”之名在初唐影响扩大，与关陇集团内迁、统治阶级影响力不断扩大不无关系。再看河东地区，这是李唐王朝发迹地，也重要的战略、政治、经济高地。河东蒲州（今山西永济）在开元八年曾一度被称为“中都”，此地为关洛两地冲要，历来出产美酒。《水经注》中记载善酿酒的刘白堕曾以“徙民”身份随秦州太守至河东郡，并于此地酿成美酒名扬天下，《洛阳伽蓝记》则记其又以河东人身份迁往洛阳从事酒业，人们皆以河东酒称美。《齐民要术》中有诸多冠以河东地名的酿酒方法，如“河东神曲方”“河东颐白酒”等。由南朝梁入西魏、北周的庾信曾于蒲州作《奉和赵王春日诗》其中有句：“莫畏无春酒，须花但见随。”其《蒲州刺史中山公许乞酒一车未送诗》云：“秋桑几过落，春蚁未曾开。”又有《山斋诗》：“遥想山中店，悬知春酒浓。”可见河东酒业渊源，初唐河东、关洛诗人频称“春酒”也就不奇怪了。

唐代酒业管理宽松，商贾遍布，交流频繁，使酒的品种大大丰富。初唐到盛唐一百年间，“春酒”之称开始流行于大江南北，人们习惯将酿造方法类似的诸多酒种皆称为“春酒”，“春酒”的指称范围明显扩大。例如，最晚在盛唐时期，蜀人酿制的酒始以春命名。蜀酒虽古已有名，但称呼“春酒”是始于唐，此前文献中并无此记载。岑参有诗句：“成都春酒香，且用俸钱酤。”这种成都春酒与汉代春酒或《齐民要术》中的春酒渊源不同。据相关学者考证，这种春酒是由《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人酿造的酴酒演变而来。其酿法是冬天取流水浸泡笨曲，春月长时间封酿而成，有时又需要以火催熟，因此被唐人称为春酒或烧春。从地理上来说，川地与甘南的秦州虽说一南一北，但其实山水相连，“春酒”的称呼在两地皆有流行也并不奇怪。例如汉代曾有记载的宜城醪，到了唐代可能是因为酿酒技术发展，又或是各地“春酒”的影响，宜城所产酒类也不再称醪，也开始被冠以“春酒”之名。钱起《送卫功曹赴荆南》有诗句“春酒醉宜城。”另外汉邹阳《酒赋》中记载了一些汉代地方名酒如“呈乡若下”，此地方酒发展到唐代人们称其为“若下春”，刘禹锡诗云：“鹦鹉杯中箬下春”。又有“金陵春”“富水春”等，这都是唐代地方名酒的美称。

初唐的“春酒”，尤其是王绩等河东、关洛文人笔下的“春酒”，明显指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流行中原的那种春酒，人们对这种酒的酿造方法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其后随着酒业发展，酒类增多，人们将很多酿法类似的酒皆称“春酒”，“春酒”概念的内涵其实是有一定扩展的。但基本上要求是冬季或春季酿造，并且是一种经重酿而成的酒质醇厚的美酒。唐朝以后，随着传统“春酒”酿造技艺逐步边缘化，“春酒”概念也越发不明晰。宋代酒类著作中已很少出现“春酒”这个名词，元人已有专为唐诗中“春酒”作注的先例。文人笔下的春酒，有时只取春意而已，或当做酒的美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