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日关系史》：小野妹子真不是妹子，留学的也不全是留学生，还有留学僧
《古代中日关系史》：小野妹子真不是妹子，留学的也不全是留学生，还有留学僧
《古代中日关系史》一书以详实的史料和严谨的考证，为我们展现了古代中日两国之间复杂而深远的交流历史。从倭五王时期到遣唐使的最后谢幕，这段跨越数百年的交往历程见证了两国文化的交融与碰撞。
最近收到一本讲历史的书，书名叫做《古代中日关系史》，副标题从倭五王到最后的遣唐使，作者是河上麻由子【日】，原著名《古代日本关系史》
本书讲述了从5世纪倭五王与中国的交涉到9世纪停止派遣遣唐使的中日交流情况，同时也涉及东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各地与中国的关系历史
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视角，从而了解古代中日两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小野妹子和“日出处天子”国书
小野妹子（565-625年）是日本飞鸟时期的政治家和外交官，真实姓名为小野臣因高，汉名为苏因高。
小野妹子的名字虽然听起来像女性，但实际上他是男性，因为在当时的日本，“子”字男女皆可用。
小野妹子在607年和609年两次作为遣隋使出使隋朝，到访了隋朝的首都洛阳。
他第一次出使时，向隋炀帝递呈了日本天皇的国书，国书开头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引起了隋炀帝的不快。
因为只有中国的皇帝才能称为“天子”，况且联想到日出和日没的象征意义更加让隋炀帝感到不舒服。
《隋书·东夷传·倭国条》里面记载“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鸿胪卿即鸿胪寺卿，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官职，主要负责朝廷的礼仪事务和对外交往。
也就是说，隋炀帝看到倭国国书后非常生气，给主管外交的鸿胪寺卿交代，倭国蛮子的国书太无礼了，别让我再听见（他们）。
为什么隋炀帝如此生气，因为在此之前，历代倭国王都把自己看作宋朝的藩屏，更遑论自称天子了。
比如478年倭王武上表宋朝（南朝时期的宋，也称刘宋），称“封国偏远，做藩于外……”。
从此国书事件起，有日本学者就认为，自隋朝起，日本对中国关系已经有对等思想存在。
但作者经过分析，认为应该不是这回事儿，这里的天子概念应该还是国王概念，而非天下之共主。
不管怎么说，反正隋炀帝被倭国使者气的够呛，于是在遣隋使来中国的第二年，也就是608年，派遣裴世清到倭国训诫倭王。
《隋书》记载，当时倭王道歉的十分诚恳，称赞隋朝是礼仪之邦，而自己是海外夷人不闻礼仪，向隋炀帝表示谢罪。
但作者认为，这些内容也未必是事实，古代使者为了避免麻烦，往往会扩大自己的取得的外交成果，但是日本表示道歉的基本态度应该还是有的。
在小野妹子访隋时，他还带了一批沙门数十人同往，这些留学僧最后留在京城，并向隋朝高僧学习佛法。
他们还一并学习了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并将这些知识带回日本，最后推动了日本的文明进程。
“日本”国号的建立
后来，隋朝灭亡，唐朝建立，倭国又开始向中国派遣遣唐使，630年八月第一批遣唐使抵达中国。
632年十月，唐太宗又命使者高表仁同遣唐使一同回访倭国，但是却发生了“争礼”事件。
《旧唐书》等史料记载，高表仁表示自己没有安抚外邦的才能，与倭国王发生了礼仪之争，最后没能传达朝廷的旨意而回。
但该事件并未影响到日本继续派出遣唐使，毕竟唐朝是当时世界秩序的中心，到了女皇武则天统治期间，倭国已经陆续向唐朝派遣了七批遣唐使。
第七批遣唐使的执节使（使团最高负责人）是粟田真人，他代表倭国向武则天提出希望改国号为“日本”，并获得了允许。
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的意思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日本国号的使用就意味着日本与唐朝对等，甚至高于唐朝。
但这一说法，也被作者证实并不可靠，因为日本这个称呼已经出现在一位加入唐朝军队的百济人祢军的墓志里，在那里，日本就是指的百济。
百济是与新罗、高句丽一同处在朝鲜半岛的古中国附属国之一，所以日本只是中国对当时地处极东的国家的泛指。
而武则天同意倭国使用“日本”国号，也仅是将倭国作为唐朝的附属国，以加入以唐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中。
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和唐代高僧鉴真东渡
从第七次遣唐使之后，日本每过20年左右就再派出一批遣唐使，一直到第十五次遣唐使，其中出现了许多历史名人和经典故事。
比如，第八次就有在唐朝当了一辈子官的阿倍仲麻吕，他参加了唐朝科举考试并高中进士。
阿倍仲麻吕历任多项要职，包括秘书监、卫尉卿、安南节度使等，最后官至唐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最后也长眠于长安，现在在西安市的兴庆宫公园还建有阿倍仲麻吕纪念碑。
在第十次遣唐使期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随遣唐使入唐，并邀请律宗南山宗传人鉴真去日本传授戒律。
在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终南山北麓，有座幽静的净业寺，就是中国佛教律宗的祖庭，律宗的实际创始人高僧道宣曾在此弘法，鉴真则师从道宣的再传子弟道岸、弘景。
其实，唐玄宗当时是不同意鉴真去日本的，因为唐代除了佛教，也尊崇道教，因为道教祖师老子原名李耳，被认为是李唐王朝的祖先。
而日本是没有道教的，但表面上对唐朝表示自己佛道皆尊，那么玄宗就要求派出鉴真的同时，也派道士过去传传授道教，但日本怕来人发现本国不尊道教的事实，于是就取消了鉴真东渡的官方请求。
在官方取消东渡计划后，鉴真自己却下决心要去日本，于是就跟着第十次遣唐使一同前往日本，并最终达到日本，并受到日本皇室的隆重对待。
鉴真前后共有六次东渡，但前五次都失败了，只有第六次才成功，律学跟着鉴真传到日本，鉴真也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
最后的遣唐使和宋代巡礼僧
到了第十五次遣唐使时期，情形就发生了极大改变。
首先日本遣唐使的出发就十分不顺利，中间遭遇数次海难，重新整备船只数次后才得以成行。
他们到达唐朝时是838年7月，通过留学僧圆仁的记载，唐武宗（840-846年在位）时期唐朝开始打压佛教，直到武宗去世才停止。
在此期间，圆仁所见蝗灾频发，民不聊生，此时唐朝的衰败与唐初的繁华形成了鲜明对比。
作者对此也做了解释，认为这是唐朝实行的中央集权、临战体制所致，导致生产力不能得到有效释放，民不藏富，最终军事实力也随着国际竞争力下降而衰落。
此后的唐朝开始盛行民族排外主义，导致了加速唐朝的灭亡，而亚洲各国也随着吐蕃、回鹘等大国的分裂，陷入了群雄割据的动乱时代。
自此后，日本就再未向中国派遣过遣唐使了，日中交流就逐渐转向民间。
原先遣唐使一般都是用4条船，但是往往不能全部平安往返，总有船只沉没，而随着航海技术发展，民间海商开始活跃起来，更多商品和原材料流向了日本。
虽然商品交流活跃了，但技术和文化流入却减少了，因为能通过官方途径学习的通道已经断了，交流变得越来越民间化。
从907年唐朝灭亡，到979年宋朝统一中国，中间这段分裂时期被称为五代十国，期间各政权的斗争十分激烈。
这时就有一些日本僧人在王权的资助下渡海来到中国，被称为巡礼僧，尽管他们没有像唐代留学僧那样得到国家的正式许可，但是五代各朝也对此基本持有欢迎姿态。
到了宋朝建立之后，为了尽快恢复分裂，收服人心，宋太宗开始命人制作《开宝藏》（佛教经典总称，也叫《一切经》），最后还将这本经藏赐予日本东大寺的巡礼僧奝然，让其带回日本。
在此之后，也有多名日本巡礼僧入宋。尽管巡礼僧得到了日本王权支持，但是毕竟没有携带日本天皇书信，如何接待这些人让宋朝为了难，最后宋朝还是决定以使者身份接见了他们。
但是，日本此后仍然没有同大宋建立国交，有学者分析日本此时闭关锁国意识高涨，认为与陷入混乱的中国、朝鲜建立外交无利可图。
再就是日本国内皇权形势也发生变化，以及两国民间交往愈发频繁，不再需要开辟和维持官方交流通道，于是两国古代的官方交往历史就终结在了第十五次遣唐使，此后便再未如此。
后记
最后，作者分析认为古代日本不喜欢拘泥于面子这种模糊不清的概念，对外交涉是基于形势的冷静判断，并追求实际利益的结果，具有冷静、精明的特点。
通过本书，可以深入了解中日两国悠久的交往历史，中国对日本文化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中国在东亚乃至世界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可以更好地理解两国关系的复杂性，为构建稳定、和谐的中日关系提供历史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