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启示录：女性独立之路
娜拉出走启示录：女性独立之路
“砰！”随着一声巨响，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女主角娜拉在经历了家庭和社会角色的重重束缚后，终于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离家出走。她留下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话：“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这句话不仅宣告了娜拉个人的觉醒，更成为了19世纪末女性解放运动的最强音。
《玩偶之家》创作于1879年，正值挪威妇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剧作家易卜生深受女权运动影响，通过娜拉的故事，揭示了19世纪末资产阶级婚姻中女性的不平等地位。娜拉最初是一个顺从社会规范的妻子和母亲，但随着剧情发展，她逐渐意识到自身价值，并勇敢追求独立与自由。她的出走，象征着对传统束缚的反抗和个人解放的追求。
娜拉的故事传入中国后，成为了中国女性主义觉醒的重要启蒙。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深刻剖析了娜拉出走后的两种可能结局：要么堕落，要么回来。他指出，娜拉之所以能够出走，是因为她觉醒了，看清了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地位。然而，觉醒后的路并不好走，因为社会并没有为女性提供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鲁迅的警示，至今仍发人深省。
在当代中国，娜拉的精神仍在延续。从56岁逃离窒息婚姻的苏敏阿姨，到影视剧里追求自我价值的年轻女性，新一代的“娜拉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反抗着社会对女性的刻板期待。她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女性追求独立和平等的不懈努力。
然而，女性解放的道路依然充满挑战。正如学者许慧琦在《“娜拉”在中国》中指出的，近代中国的“娜拉”形象实则是“‘五四’反传统思维召唤出的近代中国‘新女性’象征”，因此其原型实则为“新人性”，而“新女性”不过是其衍型（页5）。她进一步指出，正因为“新女性”不过是“娜拉”的衍型，因此关于其的论述与话语“并非专为女性自身需求服务，而是以宣传符合各种大叙事的新女性特质及表现为宗旨”（页5）。许慧琦指出，近代中国“娜拉”形象的流变“与其说展现了‘妇运’的发展起落，不如谓呈现出反传统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性的阶段性想象，与不断变化的理想新女性的表现”（页276）。
许慧琦借用利奥塔的“大叙事”概念（即“每个时代皆存在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或信仰体系”（页5））来展现近代“新女性”形象及其解放的具体时代背景和处境，由此揭露出“娜拉”这一形象本身的工具性，以及它与女性解放之间存在的割裂，因为从一开始主宰着“娜拉”这一能指的就并非女性，而是一种可以被称作男性本位的大叙事在不断地形塑与规训着它的内涵，由此所产生的问题便是真实且具体的女性需求不断地被男性本位大叙事所忽视、批判或吞噬，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目的明确的利用，即一方面为了维系男性自身在这个极速变化时代中的特权——尤其是知识（话语）权力，另一方面则关乎如家庭（西式的核心家庭）、社会和民族国家的建构。而这些组织往往都建立在他们的利益和需求上，由此才会出现曼素恩（Susan Mann）的疑惑：为什么从帝制晚期到现代中国，即使性别已经成为一种截然不同于传统的新观念和新范畴，并且影响了众多领域的变化以及对于相关社会秩序的重塑，但是为什么“异性恋”的形式及其规范却依旧被延续下来？例如男/女、丈夫/妻子的异性结构依旧稳定，而围绕着父/夫系建构的家庭系统也依旧完好无损。[②]在这里，许慧琦所谓的男性本位观或许就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即男性女权先声们虽然不断地强调女性权益、自主和解放的重要性，但他们自始至终都遗忘（？）了自身的性别特权，他们批判传统家族、婚姻与政治制度，但却忽视了不可见的性别制度。在近代中国，传统的性别制度经过精微且完美的转变被重新结构化，虽然形式看似不同，但其男权的意识形态本质却并未遭到质疑，而当这一观念不断地渗入或与现代家庭、社会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相结合时，一套整的男性本位制度便会重新崛起，而关于女性需求、经验、欲望与权利的女性解放运动必然就会与之产生新的冲突。从“娜拉”中所衍生出的“新女性”形象在近代中国的遭遇恰恰暴露出男性本位大叙事对其的局限与压制。
从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30年代，许慧琦把“娜拉”的形象分为三类，分别对应着不同时期男性本位大叙事所关注的问题，它们分别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启蒙觉醒大叙事中的“自救娜拉”、20年代自由婚恋大叙事中的“抗婚娜拉”以及30年代平权解放大叙事中的“志业娜拉”。从“五四”强调个体觉醒的个人主义到面对婚恋问题时对抗传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被强调的自主问题，再到30年代伴随着“社会”开始成为关注的焦点[③]，“娜拉”的形象及其命运也相应地出现了不同的变化，而其总体趋势也就如杨念群在《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中所指出的，个体及其权益逐渐开始被集体性的“社会”问题所取代。在《“娜拉”在中国》中，我们也能清晰地察觉到这一变化，强调自救以做人的“自救娜拉”形象建立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上，它的核心目的是为于传统中国遭到忽视的女性塑造出一种“新人性”，即“女人也是人”——一种普遍的自然人性本质成为个体存在和权利的基础。“女人是人”就意味着她们天然地具有与男人一样的自然权利，从对自己身体的拥有权、财产权到教育权与参政权等等，于此，自然的性别差异被忽视，重要的是一种共享的人性本质。
娜拉出走的故事告诉我们，女性解放不仅是个人的觉醒，更需要社会制度的支持。女性在追求独立的过程中，要警惕男性本位的大叙事对女性解放的局限。正如娜拉所说：“首先我是一个人。”这句话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有追求独立和平等的权利，无论性别。在当今社会，我们更应该为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而努力，让每一个“娜拉”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