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利贷第一案”到入刑：治理高利贷的法治之路
从“高利贷第一案”到入刑：治理高利贷的法治之路
2003年，一起轰动全国的“高利贷第一案”在武汉宣判。被告人涂汉江因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成为我国首例因高利放贷而入刑的案例。这一判决标志着我国对高利贷行为的刑事打击正式拉开序幕，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高利贷治理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思考。
涂汉江案的判决并非偶然。早在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就给公安部经侦局的《复函》中明确指出，高利贷行为系非法从事金融业务活动，数额巨大，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所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这一司法解释为打击高利贷行为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然而，高利贷并未因此销声匿迹。相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繁荣，高利贷现象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非法放贷行为的刑事处罚标准。根据该意见，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具体来说，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且贷款到期后延长还款期限的，发放贷款次数按照1次计算。
尽管法律规制日益完善，但高利贷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高利贷行为日益隐蔽和复杂，一些非法放贷者通过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投资担保公司等“合法外衣”进行掩护，甚至利用POS机套现等方式进行资金支付结算，增加了执法难度。另一方面，法律规制的不足也制约了打击效果。例如，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的性质界定模糊，一些机构打着“普惠金融”的旗号，实则从事高利贷业务，而现行法律对此类行为的规制力度不够，导致执法部门难以有效打击。
此外，公众金融素养的不足也为高利贷提供了生存土壤。许多借款人缺乏基本的金融知识和风险意识，容易被高利贷的短期利益所诱惑，最终陷入债务困境。同时，一些网络平台对消费信贷的不当宣传，也加剧了公众对高利贷的误解和混淆。
面对高利贷这一社会顽疾，我们需要采取更加有力和全面的治理措施。首先，完善立法是当务之急。应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的法律地位和监管规则，填补现有法律漏洞，为执法部门提供更有力的法律武器。其次，加强执法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对于非法放贷行为，不仅要追究刑事责任，还要加大财产刑的处罚力度，彻底摧毁其经济基础。同时，建立跨部门的联合执法机制，形成打击合力。
提高公众金融素养也是治理高利贷的重要一环。应加强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提高公众对高利贷的识别能力和防范意识。学校、社区、媒体等各方力量应共同参与，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让公众了解高利贷的危害，树立正确的金融消费观念。
此外，还应优化金融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更加便捷、实惠的融资渠道。通过发展普惠金融，满足不同群体的融资需求，减少对高利贷的依赖。同时，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防止其通过各种手段变相提高利率，损害借款人利益。
高利贷的存在不仅严重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更给无数家庭和个人带来了沉重的债务负担，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正如全国政协委员江浩然所言：“高利贷这种东西，就是以让人还不起为目标的。”我们必须坚决打击高利贷行为，维护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