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如何崛起？
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如何崛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随着战事的迅速扩大，国民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为了确保国家领导机构的安全，同时为持久抗战创造有利条件，国民政府决定迁都。经过慎重考虑，重庆最终被选定为战时首都。
重庆：理想的战略后方
重庆之所以被选为战时首都，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是首要因素。这座城市位于四川盆地东部，三面环山，一面临江，地势险要。长江和嘉陵江在此交汇，不仅提供了天然的水上屏障，还保证了与外界的交通联系。这种易守难攻的地形，使其成为理想的战时指挥中心。
与其他备选城市相比，重庆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西安虽然地理位置重要，但靠近前线，容易受到日军威胁；洛阳则地处平原，缺乏天然屏障。相比之下，重庆深居内陆，远离战场，能够有效避免日军的直接攻击，确保政府机构和民众的安全。
迁都后的巨变：人口激增与工业崛起
1937年11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文官长吴敬恒、参军长贺耀组及各部部长等官员，乘坐“永绥”号轮船离开南京，前往重庆。三天后，国民政府在武汉发表宣言，正式宣布迁都重庆。这一决定得到了全国各界的广泛支持，为持久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迁都后，重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政府机构、学校、企业以及难民涌入重庆，使得城市人口迅速增长。据统计，重庆人口由1937年的47万增加到1946年的124万，增加了近3倍。这种人口激增不仅带来了劳动力和消费力，也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
工业发展是重庆崛起的重要标志。随着沿海工业的内迁，重庆的工业实力迅速增强。据统计，到1945年，重庆的工业产值已占全国的40%以上，成为支撑抗战的重要基地。重庆的机器厂数量从战前的几十家迅速增长到数百家，工人数量也大幅增加。这些工厂生产了大量军火和其他抗战物资，为前线提供了有力的后勤支持。
抗战贡献：从指挥中心到后勤基地
重庆不仅是战时的指挥中心，更是抗战的后勤基地。重庆工人冒着工厂被敌机轰炸的危险，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努力生产军火和其他抗战物资，以保证前线的需要。渝鑫钢铁厂每月仍生产灰口铁140吨，各种钢材100吨。豫丰纱厂工人每日三班开工，1939年产纱上万件。重庆的43家小皮革厂每年生产皮革10万张，承制军用皮件80万件。重庆的中小型织布厂生产的土布保证了军服的供应。
此外，重庆还承担了重要的交通运输任务。川江成为保障抗战运输的主干线。民生公司是我国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1925年创办的轮船公司，主要经营长江内河航运。全国抗战开始后，卢作孚在上海致电民生全体员工说："国家的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开始了！"他号召职工，动员起来参加抗日战争，要求每个员工都要做民族的精英。1937年8月至9月，民生公司集中所有船只，将数万名出川抗日的川军运送出川。接着又承担了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撤退的国民政府机关人员、内迁的厂矿物资和学校师生的运输任务。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卢作孚指挥民生职工靠着24艘轮船和租用的千余只木船，只用了40天的时间，终于抢在川江枯水季节到来之前，将撤退到宜昌的9万多吨轻、重工业机器设备和滞留在宜昌的3万多伤兵、难童全部运送入川。卢作孚以一位从未参加过战争的实业家的身份，指挥完成了宜昌大撤退，创造了奇迹。宜昌沦陷后，三斗坪(今湖北宜昌市西，长江西陵峡中部南岸，现是三峡大坝所在地)成为重庆大后方与抗日前线联系的枢纽。重庆至三斗坪运送军队和武器、弹药、军粮等作战物资，三斗坪至重庆运送前线伤员的任务，又由民生公司承担下来。民生公司职工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为民族解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据统计，1939年至1945年，民生公司有117人献出了生命，还有76名船员受伤致残。
重庆人民还广泛开展了献金、献机和慰劳活动。1938年12月18日，刚从武汉到重庆的《新华日报》，根据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组织开展了一场规模巨大的义卖献金活动。由3000多人组成的义卖队伍活跃在全市大街小巷。当日卖报所得及广告收入，全部递交中央银行转献国民政府，极大地激发了全市人民的爱国热情，推动了献金运动的不断高涨。1940年，全市参加献金活动的有数十万人。从老人到儿童，从工人到学生，都参加了这一活动。一位工人一次献金80元，相当于他40天的工资。北碚一位年仅10岁的学生捐出他积蓄的糖果钱4元2角3分。1944年7月，在重庆100万市民的献金运动中，仅7月5日至11日的一周时间中，全市献法币8500万元，创全川的最高纪录。在1945年献金活动中，重庆人民共捐法币31.4亿元，捐粮2万石，献军鞋35万双，军袜40万双。
重庆人民还成立了"献机委员会"，开展捐献飞机运动。1940年冬，合川各阶层人士联合发起"帮助政府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献机活动。合川人民节衣缩食，只用3个月时间就筹集捐款法币45万多元，购置了3架战斗机献给国家。1941年5月30日，合川举行了隆重的爱国献机命名典礼，以"合川一号""合川二号""合川三号"命名的3架战斗机飞临县城上空，接受合川人民的检阅。1943年，重庆妇女界发起"妇女号"飞机捐献运动，当年献飞机13架。此外，重庆人民广泛开展了写慰问信、组织歌咏队到前线和后方医院慰问演出等活动，以慰劳前方抗战将士、伤员以及抗战军人家属。
历史意义：从陪都到西南中心
迁都重庆的决策，对整个抗战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确保了国家领导机构的安全，使国民政府能够持续有效地领导抗战。其次，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吸引了大量人口和资源，迅速发展成为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据统计，到1945年，重庆的工业产值已占全国的40%以上，成为支撑抗战的重要基地。
此外，重庆在抗战期间还发挥了重要的统战作用。许多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在此成立或活动，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重庆不仅是一个军事战略中心，更是一个政治和文化中心。
国民政府选择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它不仅确保了政府机构的安全，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还极大地推动了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发展，其历史意义深远而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