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农民情结”与农民问题研究
毛泽东的“农民情结”与农民问题研究
1910年，17岁的毛泽东在韶山读私塾时，读到一本《盛世危言》，书中提到“欲图自强，必先致富；欲求致富，必首在开源；欲言开源，必先兴学”。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毛泽东，他开始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然而，当他看到书中的插图时，发现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唯独没有农民的身影，这让他感到十分困惑。他思考了两年之久，最终得出结论：“这些旧小说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这段童年时期的思考，成为了毛泽东“农民情结”的起点。他开始关注农民的生活状况，思考农民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关注和思考，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也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为期32天的实地考察。他步行700多公里，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与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召开调查会，详细听取他们的报告。这次考察，毛泽东亲眼目睹了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也看到了农民在革命中的巨大潜力。
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
毛泽东还发现，农民运动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1926年1月至9月为组织时期，农民会员约三四十万；而从10月至1927年1月为革命时期，农民会员激增至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这种迅猛的发展态势，让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农民力量的巨大潜力。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通过这次考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他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要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必须先发动“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政权问题，指出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性质不同，农民运动“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必须“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才会“有农民的地位”。
从农民问题到农村包围城市
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为他后来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他意识到，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必须依靠农民这个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而要发动农民，就必须解决他们最关心的土地问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在这里进一步实践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通过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逐步壮大革命力量。这一战略的成功，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开辟了道路。
毛泽东的农民情结与历史贡献
毛泽东的“农民情结”不仅体现在他对农民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上，更体现在他与农民的密切联系和深厚感情中。在延安时期，他经常与农民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他与杨志孝、吴满有等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交往体现了他对农民的真挚情感。
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贡献在于，他不仅看到了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他强调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推翻封建地主的压迫，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这些思想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的“农民情结”源于他对农民生活的深切体验和对农民问题的深入思考。这种情结不仅影响了他的个人成长，更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他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和独特见解，为解决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提供了关键思路，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