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鲁迅从文艺青年到大先生，身后是“相知之深有如兄弟”的友人
成就鲁迅从文艺青年到大先生，身后是“相知之深有如兄弟”的友人
100年前的青年是怎么生活的？青年评论家张守涛在近期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我的沉默震耳欲聋》中，以鲁迅为线索，再现了先生们青年时的思想和生活。鲁迅留学日本期间，与许寿裳结下深厚友谊，从此两人半生一起走，生活思想相互力挺；鲁迅加入《新青年》，整日被陈独秀催稿，终促成《狂人日记》的诞生；鲁迅与刘半农共事，旁人说刘的文浅，鲁迅却赞誉半农是：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本书从生活、工作、友情、爱情等角度切入，在近乎平常的有趣私交中展现先生们的宏大思想碰撞。
《我的沉默震耳欲聋》
张守涛/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3年12月版
求之古人，亦不多遇
鲁迅和许寿裳乃同乡同学，鲁迅比许寿裳仅大1岁。1902年秋，许寿裳考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与同年4月来此学习的鲁迅相识并成为好友。两人在东京同吃同住，一起听章太炎先生的课，一起逛旧书店，甚至一起学德语。许寿裳吃面包不喜欢吃皮，常将面包皮撕掉。鲁迅见了觉得有些浪费，便说自己喜欢吃皮。于是，许寿裳后来总是将面包皮撕给鲁迅吃。
鲁迅不仅跟着许寿裳吃面包皮，还跟着许寿裳剪了辫子，剪完后他还把剪发的小照赠给许寿裳，并在背后题了那首名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当时，许寿裳正编杂志《浙江潮》，便向鲁迅约稿，鲁迅的处女作《斯巴达之魂》等早期文章便发在《浙江潮》，由此，鲁迅便开启了写作大业。
许寿裳
1909年4月，许寿裳从日本回国，出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教务长，并邀请同年6月回国的鲁迅来校任教。两人一起倡导科学，团结师生，与封建顽固的监督夏震武等人展开了“木瓜之役”（好给人起外号的鲁迅称夏震武为“木瓜”）。民国成立后，许寿裳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筹建教育部，并向蔡元培推荐了鲁迅到教育部任职。可以说，如果没有许寿裳的这次推荐，鲁迅可能终其一生埋没在乡下做个“文艺青年”了。
来京后，鲁迅和许寿裳再度亲密无间，许寿裳曾说：“我们又复聚首，谈及故乡革命的情形，多属滑稽而可笑。我们白天则同桌办公，晚上则联床共话，暇时或同访图书馆。”鲁迅和周作人闹翻后，鲁迅搬出八道湾决定新买一栋房子，缺一些房款，是许寿裳和鲁迅另一好友齐寿山每人各借鲁迅一部分钱，解了鲁迅燃眉之急。因为鲁迅在这房子后接出一个小屋给自己住，这样的小屋在北京被称为“老虎尾巴”，许寿裳因此调侃鲁迅道：
“北平胡同里有一种老房子叫‘老虎尾巴’，莫非你也是我的‘老虎尾巴’，老头子？”
某种程度上，鲁迅的确可以说是许寿裳的“老虎尾巴”，许寿裳对鲁迅一向非常关照。许寿裳当上女师大校长后，他再次邀请鲁迅来女师大兼职，使得鲁迅每月多挣十几元外快。不料，许寿裳很快被迫辞职，女师大继之爆发学潮，鲁迅又随之被章士钊罢官。为此，许寿裳与齐寿山等人在《京报》联名发表文章，声援鲁迅并辞职抗议与鲁迅共进退，“章士钊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写下《“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等多篇匕首般的杂文声讨刽子手，而许寿裳则亲自为死难学生料理丧事，甚至十余天夜不成寐。只要“眼睛一闭，这场地狱便出现”。
因此，鲁迅、许寿裳都被段祺瑞政府通缉。1927年鲁迅远赴厦门后，曾为许寿裳谋职未果，后离开厦门大学。到了中山大学后，鲁迅兼任文科主任及教务主任，便有权聘请了许寿裳来校任教，还聘请许广平担任个人助理。三人住在一起，每人单独一个房间。许寿裳回忆道：
那时候，他（鲁迅）住在中山大学的最中央而最高最大的一间屋——通称“大钟楼”，相见忻然。书桌和床铺，我的和他的占了屋内对角线的两端。这晚上，他邀我到东堤去晚酌，肴馔很上等甘洁。次日又到另一处去小酌。我要付账，他坚持不可，说先由他付过十次再说。从此，每日吃馆子，看电影，星期日则远足旅行，如是者十余日，豪兴才稍疲。
鲁迅从中山大学辞职不久，许寿裳也离开中山大学，担任了大学院秘书长。鲁迅之所以能当上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每月拿300元，就是许寿裳再次向蔡元培推荐的结果。此时的鲁迅已名扬天下成为文坛“盟主”，但他跟许寿裳的情谊丝毫不减。两人虽然不在一个城市，但每年至少相见十余次，鲁迅每次脱险后都会首先给许寿裳写信报平安。许寿裳女儿生了病，鲁迅亲自寻医问药，鲁迅还是许寿裳儿子的“开蒙先生”。1935 年 7 月，很少应酬的鲁迅甚至将手头的翻译停了下来，破例出席了许寿裳长女在上海举行的婚礼。
许寿裳和鲁迅“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无患得患失之心，惟大义凛然是见”。许寿裳曾在日记中这样讲述两人的友谊：“其（鲁迅）学问文章，气节德行，吾无间然。其知我之深，爱我之切，并世亦无第二人。”
鲁迅则赠言：“季茀（许寿裳）他们对于我的行动，尽管未必一起去做，但总是无条件地承认我所做的都对。”许广平则感叹说：“求之古人，亦不多遇。”她还回忆道：
鲁迅先生无论多忙，看到许先生来，也必放下，好像把话匣子打开，滔滔不绝，间以开怀大笑，旁观者亦觉其恰意无穷的了。在谈话之间，许先生方面，因所处的环境比较平稳，没什么起伏，往往几句话就说完了。而鲁迅先生却是倾吐的，像水闸，打开了，一时收不住；又像汽水，塞去了，无法止得住；更像是久居山林了，忽然遇到可以谈话的人，就不由自己似的。在许先生的同情、慰藉、正义的共鸣之下，鲁迅先生不管是受多大的创伤，得到许先生的谈话之后，像波涛汹涌的海洋的心境，忽然平静宁帖起来了。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友谊是两颗心真诚相待，而不是一颗心对着另一颗心敲打。”鲁迅和许寿裳终生之所以如此亲密，除了同学、同乡、同事之情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两人性情相近，所走的道路相同，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频才能同行。
1903年摄于东京，时鲁迅在弘文学院。与鲁迅并排而立者许寿裳
许寿裳首先是鲁迅的战友，曾公开为鲁迅辩解道：“有人以为鲁迅好骂，其实不然，我从不见其谩骂，而只见其慎重谨严。他所攻击的，虽间或系对个人，但因其人代表着某一种世态，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而且用语极有分寸，不肯溢量，仿佛等于过称似的。要知道，倘说良家女子是婊子，才是骂，说婊子是婊子，那能算是骂呢？”许寿裳也是鲁迅的伙伴，他的年纪比鲁迅小，却像哥哥一样照顾着比自己大的鲁迅。在周氏兄弟失和这件事上，许寿裳明显站在鲁迅一边，乃至取代周作人成了鲁迅最亲密的“兄弟”。许寿裳本身也是著名的教育家、学者、传记作家，与鲁迅一样立志觉醒国民，振兴国家。他历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西北联大等多所高校教授，还曾任女师大校长、江西教育厅厅长、大学院秘书长，桃李满天下，被学生喻为“进步与自由的灯塔”。他写的《章炳麟传》还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章太炎评传。
1936年鲁迅病重，许寿裳专程从北平赶去上海探望。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记述当时的鲁迅“神色极惫，不愿动弹，两胫瘦得像败落的丝瓜”。
鲁迅也许意识到来日无多，赠送许寿裳一首题为《亥年残秋偶作》的诗：“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茫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1936年7月27日，许寿裳再次来看望鲁迅。两人聊了许久，直到晚上九点多，许寿裳才告别离开。临走前，病重的鲁迅坚持送许寿裳出门，还送了许寿裳一份他新装订完成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并在卷端手题道：“印造此书，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至病后，手自经营，才得成就，持赠季巿一册，以为记念耳。”鲁迅也许意识到自己来日不多，所以送这份画册作为纪念。
不久，听闻鲁迅逝世的噩耗，许寿裳禁不住失声恸哭，“这是我生平为朋友的第一副眼泪”。因公务在身和时局问题，许寿裳不能去沪为鲁迅执拂送殡，即给许广平发去唁电：“豫才兄逝世，青年失其导师，民族丧其斗士，万分哀痛，岂仅为私，尚望善视遗孤，勉承先志。”对计划去上海为鲁迅送葬的学生，许寿裳说道：
我痛失老友，心中也很难过的，目前形势不利，可以在院内开个追悼会，我请老师作报告，向你们讲讲鲁迅先生的为人，鲁迅先生每出一本书都要送我一本，他的书很多。他写的信也很多，几十年的都在，还有照片，我拿出来给你们开个展览会，到时再出布告。
让人更为感慨感动的是，鲁迅逝世后，许寿裳对鲁迅的纪念、宣传、爱护。他积极筹备出版《鲁迅全集》，多方募集“鲁迅纪念文学奖金”，大力筹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和周建人一起主编《鲁迅年谱》，并撰写了一系列情深意切的回忆文章结集为《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鲁迅传》等研究鲁迅的必读书目。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中，许寿裳称自己与鲁迅“晨夕相见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
1937年1月，许寿裳到上海万国公墓鲁迅墓地悼念鲁迅，归途中吟成一首悼诗：“身后万民同雪涕，生前孤剑独冲锋。丹心浩气终黄土，长夜凭谁叩晓钟。”许寿裳还给予许广平无微不至的照顾，许广平对此感激地说：“许先生不但当我是他的学生，更兼待我像他的子侄。鲁迅先生逝世之后，十年间人世沧桑，家庭琐事，始终给我安慰，鼓励，解纷；知我，教我，谅我，助我的，只有他一位长者。”此后多年，许寿裳也致力于宣扬鲁迅思想及其作品。
鲁迅与许寿裳生死不渝的友谊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多的友情佳话，不亚于古代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也让今天的我们备感温暖。
本文原文来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