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为何形成了多子多福的子嗣观？牵扯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周人为何形成了多子多福的子嗣观？牵扯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周代的子嗣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体现了古人对人口繁衍的重视，更折射出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从多子多福到重男轻女，从求子活动到望子成龙，周代的子嗣观念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社会意义。
“继嗣”是周代重要的子嗣观念，也是周代家庭赋予其子重要的责任。《礼记·昏义》中在记载结婚的目的时，就指出“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即结婚的目的之一就是繁育子嗣，若是“继嗣乏”，“则宗系绝，而祭祀废。”如果无人继承后嗣，宗系绝后，那么家族的祭祀便会中断。可见，传宗接代是一个家庭中的大事。
这种重视子嗣的观念，其形成，不仅出于一定的历史原因，也出于一定的社会原因。在人类进入文明以前，人们之间最普遍的关系，便是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关系，到商代，甲骨卜辞中便有关于子嗣繁盛的记载，家庭作为基本的生产单位，子嗣的蕃育与家庭的兴衰密不可分。
西周时，宗法制度形成，更加注重子嗣的血缘认同与宗庙地位，子嗣作为血缘共同体中成员的作用更加的明显，成为对父母双亲血缘的承继者。当然，这种血缘的继承是以父系血缘的继承为主的。而姻亲作为重要的亲属关系，对于家族的壮大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周人同样期盼女婴的出生。
周代的子嗣观
多子多福
多子多孙子嗣观念的产生，一方面因为在宗族社会中，子孙的多寡是家族兴衰的象征，男子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多子多孙更利于家庭的发展与宗族的壮大；另一方面多子多福的子嗣观念也是受祖先崇拜观念的影响，子嗣绵延才能侍奉祖先，反过来祖先才能更好地庇佑子孙，因而多子就会多福。
就如《庄子·天地》所言：“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社会中人们的普遍愿望便是长寿、富足、儿孙众多。周人从对多子的期盼到对绝后绝嗣的避之不及，不难体察出周代百姓多子祈生的意愿和多子多福的子嗣观念。
在国家角度而言，“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想要国家强盛称霸于天下，便需要更多的人口和更强大的军队。因而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也是鼓励百姓多生儿育女、繁育子嗣的。
《论语·子路》中记载，孔子到卫国去，子路为孔子执辔，孔子看到卫国人口众多，便发出了“庶矣哉”的感叹。在孔子的治国理想中，庶、富、教是依次发展的三个阶段。孔子认为在众多人口的基础上，使人民富足，然后施以教化，国家才能富强。
这与国家鼓励生育的观念是不谋而合的。百姓自身的愿望加之国家的鼓励，使多子多孙、儿孙满堂的子嗣观念仍在周代子嗣观念中占据主流。
男女有别，重男轻女
周代男女有别、重男轻女的子嗣观念首先在求子活动中就有体现。虽然求子活动中男婴、女婴都是祈孕的对象，但更多时候，人们存在求子求男的心理。《孔子家语·本姓解》中，对孔子的出生做了具体记载。叔梁纥“虽有九女，是无子。”
叔梁纥虽然已经有了九个女儿，也有了一个儿子，但是这一子却有足疾，无法继承宗庙。于是叔梁纥出于得一健康儿子的强烈愿望，求娶颜氏女颜徵在。最终颜徵在在尼山祷告，生下孔子。可见当时人们对于求子求男的强烈愿望以及“继嗣”观念的深入人心。
周代先民子嗣观念中这种明显的性别意识，在《诗经·小雅·斯干》中也有明确记载：如果孕妇诞下的是男婴，则让男婴睡在檀木雕的床上，穿样式好看的衣服，以玉圭作为玩具；若诞下的是女婴，则让女婴睡到地板上边，裹着襁褓，以陶制的纺缍为玩具。很明显对于男女婴儿的待遇是不同的，床是尊贵的象征。女婴出生后，睡于地板上，则意味女子的地位是卑于男子的。
同样的，对男孩女孩的期待也不同。若是男孩，则希望他将来能够建立功业，成就一番抱负；若是女孩，则希望她本分、勤恳，不生事端。可见在婴儿一出生，父母便赋予了不同性别的婴儿不同的期待。
这种男女有别、重男轻女的思想，似乎男婴女婴待遇及被赋予希望不同，只是因为在社会分工不同的客观事实下，形成了一种社会共识。但实则是受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在宗法观念的影响下，只有男子才能承继宗祀，若家中无男子，只有女儿，则意味着没有人能继承祖宗血脉。
另外，宗法社会下，女孩长大嫁人后脱离原生家庭，进入男方家庭生活，与原生家庭的联系逐渐减弱，这就意味着女方的原生家庭中失去了一个劳动力，而男方的原生家庭增加了一个劳动力。这种情况下，自然会产生求子求男的思想。
望子成龙
周人的子嗣观念中，寄托了对儿童无限的希望，他们盼望子嗣能够成才。在《诗经·周南·麟之趾》中，作者以麟喻人，期望公子如麟的蹄、头、角那样，有蹄不踏，有额不抵，有角不触，仁义宽厚为人称赞，正体现着周人对子嗣美好品德的期盼。
在周人对儿童的抚育过程中，这种望子成龙的心态也随处可以体现出来。如在婴儿的接生礼中，“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射人便以桑木弓和蓬箭射天地四方，以此来象征世子将来精于射猎，令四方臣服。这正是一种望子成龙的期盼。
这种望子成龙的期盼一方面是注重子嗣成长过程中美好才能品德的培养，一方面则是在生命孕育之时就加以选择，保证新生婴儿的健硕。
周人的求子活动
议亲中的求子活动
婚礼是婚姻的开始，在婚礼之前，会有一系列商议婚娶的准备工作，如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等，这些议亲活动中便包含着对于子嗣的期盼。
问名之礼是指男方询问女方的出生日期及姓名的礼俗。问名中，对女方的出生年月日进行询问，是为了与男方的生辰八字进行占卜，看两人结婚是否吉利；而对女方的姓氏进行询问，则是因为周代婚姻中有同姓不婚的规定。
同姓不婚原则，无论是出于伦理说、畏灾乱说还是政治说，都有维护宗族团结，助益后世子孙昌盛的意义。那么，在问名中实则是包含有一定的求子意向的，即希望娶一不同姓之妻子，来蕃育后代。
纳吉是指男女双方将问名所得的生辰八字及姓名送往家中祖庙进行占卜的仪式。即“归卜于庙，得吉兆，复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于是定。”若在祖庙中占卜的结果显示为吉兆，婚事便定了下来。在纳吉占卜时，也会期待神灵对于子嗣的回答，而子嗣蕃盛是纳吉的吉兆，是可以结婚的条件。因而在纳吉中，也可以看出周人对婚后孕育子嗣的期待。
婚礼中的求子活动
亲迎是周代婚礼中的一个重要仪式。而在亲迎的仪式中，也蕴含着求子活动与求子意愿。父亲在亲迎之时，一边祭祀神灵，一边嘱托儿子：去迎接你的新妇，来完成我家传宗接代的任务，带她尊敬你的母亲，向你的母亲学习，以后继承你母亲的职责。在亲迎中，仍然在强调结婚蕃育后嗣的任务。
在先秦的亲迎礼过程中，不论男方的地位如何，婚礼的等级如何，都提到了亲迎以屦这一环节。且“屦以履女”这一环节是十分受重视的。很明显，“屦以履女”这种具有仪式感的环节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同样，屦履的意向也多次出现在《诗经》当中。
亲迎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便是共牢礼。《礼记·昏义》记载：“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在男方将女方迎娶回家后，便由新郎向新娘作揖，请新娘进门。进门后新郎与新娘同吃一份祭祀所用的餐食，随后以酒漱口，即合卺。
而合卺所用的便是一种形似葫芦的瓜。葫芦因形状似母腹便一直是生育的象征，在新婚之时以匏饮酒，这显然寄托着生育祈子的愿望，是一种隐晦的求子活动。
婚姻中的求子活动
拜舅姑是婚礼结束后第二天新娘拜见男方父母的礼仪。《礼记·昏义》记载：“夙兴，妇沐浴以俟见。质明，赞见妇于舅姑，妇执笲、枣、栗、段脩以见。”新妇早上起床后，手持装满枣、栗子和肉干的竹篮拜见公婆。对于枣、栗子、肉干这三种礼物的含义，贾公彦疏：“枣栗，取其早自谨敬。段脩，取其断，断自修正。”认为这是新妇对公婆的表态，即以后自己会谨慎恭敬，谨言慎行。
我们再来看新妇执笲拜见公婆的这一行为，在笲的上边，是要用“缁被纁里”的布块盖住的，即要用一块表面呈黑色，里面呈浅红色的丝织物盖在笲上作为装饰。黑与红的这一颜色搭配，在婚礼前的纳征之时便已出现，“用玄纁者，象阴阳备也”象征着男女阴阳合一。
加之红色被看做是生命的象征，“无子”又被列为七出之首，因而笔者认为，在拜舅姑这一环节中，新妇执笲这一举动或许有向公婆表态会“早立子”完成传宗接代延续香火这一任务的意向。
除此之外，庙见礼是指婚礼完成三个月后，新妇前往夫家家庙祭拜之礼，标志着女子真正成妇，得到夫家的认同，成为夫家的正式成员。这种庙见礼之中，也有着告祭祖先，祈求祖先保佑新妇可以为家族繁育子嗣的愿望。
神祇巫觋中的求子活动
神话传说中的伏羲与女娲在躲过洪水之后，结为夫妻，繁衍人类，被后人视为人类的祖先，加以奉祀。以淮阳地区为例，在这里，伏羲和女娲通常被人们称为“人祖爷”和“人祖奶奶”，在每年农历二月二开始的人祖庙会上，人们对伏羲女娲顶礼膜拜……这都是通过奉祀神祇以祈求子嗣。
正如张光直先生在《中国青铜时代》中指出的那样，神话传说或许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在神话传说中一定存在其流传起来时所处社会的影子，这样的神话得以出现，必然寄托着群众朴素的祈生祈子愿望。
奉祀神祇求子的生育信仰，与人们对生育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由于早期对生育的认识存在感生、物生等看法，产生了图腾崇拜与生殖崇拜，这种观念流传下来，形成了通过奉祀神祇来祈孕的习俗。
以巫觋歌舞来求子这种风俗在陈国是比较常见的。陈国胡公满娶了大姬为妻，大姬一直未生子，便通过巫觋做鬼神歌舞来祈子，后来果然求得一子。于是这种风俗便在陈国流传开来。
结语
周代多子多福的子嗣观念及各式各样的求子活动，并非只是单纯的为了繁衍人口，亦有其它社会意义。子孙的兴旺，是关乎国家兴盛、社会进步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