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咸丰年间对俄外交机制的变迁及其制度性影响
清代咸丰年间对俄外交机制的变迁及其制度性影响
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年）的对俄外交，是清朝外交制度从"亚现代性"向现代化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外交机制演变，不仅影响了清朝的整体外交制度，也标志着中国传统的宗藩体系开始瓦解。本文将详细分析这一历史转折点的背景、过程和影响。
咸丰末年外交制度的变迁
清代早期开始的对俄外交机制，是当时中国传统外交制度变迁的关键因素。到了咸丰年间，对俄外交不断受到俄罗斯因素的压力和促动作用，出现了外交制度的重大变迁。
从系统结构的角度看，一个系统的重大变化，通常是内部因素不断出现新变化，打破原有的耦合关系，从而形成新的耦合关系，进而实现系统的跃升和变迁。清政府对俄外交和整体外交制度这个系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步履艰难地向前发展。
清政府对俄外交的转变
咸丰年间的对俄外交，作为清中前期对俄外交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其外交制度"亚现代性"向现代化过渡的关键节点时期。它具备传统宗藩体系的意识和表征，比如使节不能进京，以理藩院处置事务，以羁縻政策对待等。同时，它又具备西方现代外交的要素，比如允许常设驻京机构，接受条约体制，有专门的外交处理部门，实质上也知道双方本质上的对等身份等。
这一过程中，清政府也实践了新的外交理念和做法。中国传统的宗藩体系的缺口打开，象征着从制度层面开始逐步进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同期的清政府对英法和藩属国的两类对外关系则有明显差异。咸丰年间，清政府与英法等西方列强外交关系虽然也是逐步融入新的国际体系和催生外交制度新内容和新框架，但是之前清政府与英法没有过渡性的外交制度关系，双方的外交关系是在新的强烈冲击下形成的新产物。而清政府同越南、朝鲜、暹罗等藩属国和日本这一特殊国家的关系，虽然日后也逐步脱离宗藩体系，但时间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了。
19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咸丰年间对俄外交，触动清政府的外交制度进一步渐进西方式样的外交现代化，是本身即具备"亚现代性"特征的清对俄关系实现现代化突变的关键时期，是近代清政府对外关系中最早开始脱离宗藩体系的，可以看作宗藩体系瓦解的关键象征。
清政府对俄外交的转变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咸丰年间对俄外交是清代外交制度从"亚现代性"向现代化过渡的关键节点。在这个节点上，本已渐进演化上百年的清俄"亚现代性"外交制度正式向现代化外交制度转变。所谓"亚现代性"和现代化，其制度特征的区别主要在正式与否。康熙年间开始的清俄外交关系，具有条约体制、使节机制等一系列带有欧洲色彩的制度性安排，但这些安排又笼罩在清政府的宗藩体系下运行，清政府在其中居主动地位。期间，雍正、乾隆、嘉庆等时期都发生过外交方面的交涉，俄方多次试图进一步调整双方关系。恰克图贸易等问题为清廷接受，使团进京等问题未被接受。整体上，一百多年时间里一直维持着一种"亚现代性"的过渡性外交关系。双方各取所需，俄方在贸易等问题上更需要清朝，政治上又以欧洲为重点，尚未发展到东方。到了咸丰年间，中国国内陷入内乱，俄罗斯也完成了中亚的整合，进一步向东方推进势力。通过咸丰年间的一系列中俄交涉，到了咸丰末年，清政府的对俄外交关系最终撤掉了蒙在外部的那一层宗藩体系的薄纱，从羁縻转化为欧式的对等外交。
清廷的理藩院逐步退出对俄外交主管角色，通过新的条约订立了新的外交公文运转和使节等机制，新的正式外交机构建立，清代外交从"亚现代性"进入西方现代外交制度框架，一百多年的演变在此阶段出现了性质上的正式变迁。
另一方面，咸丰年间对俄外交体现了中国传统文明在压力下渐进变易的特征。清对俄关系是近代清政府对外关系中最早开始脱离宗藩体系的，可以看作宗藩体系瓦解的关键象征。这一过程，带着屈辱和被动，但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和民族从被迫到自觉、从弱势到自强的过程。正如本文导言所说，传统"宗藩体系"并非固定不变、僵化的事务体系，而是在大历史的时间、空间和文化心理三个维度下动态地、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和演变的。
所谓创新和变易不是两个事物（或物种）之间的飞跃，既不是从一个事物突变为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事物，而是一个事物本身发生要素的变易，最后形成新的事物，这也就是演化的过程。传统中国是一个数千年复合文明体和超大规模的政治结构体，其国家属性和文明属性并道而驱，有自己特殊的演化方式。咸丰年间清政府对俄外交的制度变迁，是基于自身传统和机制，吸收外来因素的产物，以更好地适应形势变化。它可以佐证，中国传统中的和合与坚韧，自觉与自强，最终使其吸收了各类要素的有益营养，实现了自己的再生，亦可称之为"中国化"。外交制度也好，现代化也好，都不是完全突变、从天而降的产物，而是《周易》中变易思想的经典体现。
咸丰年间对俄外交的建构特征
历史是力量的产物，同时也是思想建构的产物。这里的建构，使用了国际关系中建构主义的概念，即指行为体和结构是互相作用的，在物质性因素之外，观念、规范和文化等因素在国家关系的建构中起着重要塑造作用。人类活动和动物活动的一大区别，是人类有精神上的创造性，带有向量特征，即有方向的量。
历史演进，不是完全机械的，而是人类互动的结果。咸丰年间清政府的对俄外交，首先受到咸丰帝本人的关键性影响。咸丰帝是清政府的首要领导者，他的气质秉性和处事特点对外交活动有导向性作用。鉴于其个人素养和经历，咸丰帝带有较强的怯懦心智和不稳定状态，这在本文分析的对俄外交过程中有明显体现，这也是清政府体现出弱势外交状态的一个关键因素。一直到京津谈判，这一因素仍然非常明显。同时，长期持续的天朝体制和宗藩体系，使清政府君臣上下塑造了很强的思维定式。这使得咸丰年间的对俄交涉一直处在矛盾状态，又要坚持羁縻政策和处置方式，维护所谓天朝体面，又在现实交涉中屡屡碰壁，不得不一再妥协退让，使自己陷入被动局面。体制、机制这些制度性结果，是在双方交涉中，通过双方认知逐步形成的。俄方在与清廷的交涉中，经历了对等到强横的过程。在咸丰初年，俄方尚且按照之前的对等态度谈判。随着对清廷心态的逐步掌握，俄方得寸进尺，逐步强横，以致武力胁迫，言辞咄咄逼人，软硬兼施，迫使清廷主政者接受其主张的权利。这其中，知识性内容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双方在知识方面的不均等非常明显。
清廷上下基本都缺乏现代知识，对全球历史和政治格局、自然地理、地缘政治和国际经济等知识基本不掌握，还停留在传统士大夫的认知结构中。在对俄交涉谈判时，清廷人员常常被动，对内容无法理解、无法判断。反观俄方，从咸丰元年伊犁的通商谈判开始一直到咸丰十年的北京谈判，条约的主要内容都是俄方拿出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除个别条款外，清廷几乎是全盘接受。在分析交涉程序的时候可以发现，清廷君臣也是想维护自身利益的，并非要主动放弃。但是在实践中，其认知能力和知识储备不足以有效支撑。
世界格局视野下的边疆与外交问题
对清朝而言，对俄关系问题和其他对外关系问题类似，本来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问题，而是边疆问题。只是迫于客观现实，其对俄关系又无法全部按宗藩体系处理。到了咸丰年间，“亚现代性”的对俄关系最终让位于现代化的外交制度。比较而言，同期的清政府对英法和藩属国的两类对外关系则有明显差异。
这之前，清政府与英法等西方国家虽然发生外交关系，但不是过渡性的，而是在西方强烈冲击下形成的新产物。清政府同越南、朝鲜、暹罗等藩属国和日本这一特殊国家的关系，虽然逐步脱离宗藩体系，但时间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了。总的来说，咸丰年间对俄外交，是本身即具备“亚现代性”特征的清对俄关系实现现代化突变的关键时期，是近代清政府对外关系中最早开始脱离宗藩体系的，可以看作宗藩体系瓦解的关键象征。如此，传统中国的边疆问题，演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外交问题。和英、法、日、美等海外国家相比，清政府对俄关系，是演变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