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名字：浅析《我的天才女友》中的母女镜像叙事与自我觉醒
她们的名字：浅析《我的天才女友》中的母女镜像叙事与自我觉醒
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创作了闻名世界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其改编的影视剧《我的天才女友》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细腻的女性主义视角刻画了女性的爱与困境。本文将从叙事学的角度对该影视剧进行深入分析，探究其如何通过叙事结构、叙事视角、人物刻画和主题意象来表达女性主义思想，并研究作者如何通过莉拉和莱农两个角色来探讨时代与社会背景下的性别议题。
那不勒斯的记忆：风雨飘摇，暗流涌动
埃莱娜·费兰特是当代意大利文学中备受瞩目的作家，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这部小说通过讲述两位女性——莱农和莉拉从童年到成年的人生历程，深刻探讨了女性成长、友谊以及在男性主导社会中的自我认同。《我的天才女友》不仅在文学界取得了巨大成功，还被改编成同名影视剧，影视剧由意大利导演萨维里奥·科斯坦佐执导，自2018年首播以来，受到了广泛好评，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热烈讨论。
故事发生在“经济奇迹时代”的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小镇中，这里因为工业化扩张导致大量的树木都被砍伐，汽车和火车飞驰而过卷起漫天的黄沙，黄沙中隐匿着歧视、暴力、争端。在观影过程中我都有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共鸣感，两位主角的人生和上世纪中国小城镇无产阶级少女的人生构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这段时期的意大利处于各种思想激烈碰撞的风暴中心：社会主义思潮、普通话与方言的冲突、“乡贤”的兴起、保守的道德观念和新思想的冲突、从大环境到小家庭的社会结构性暴力、贫富差距的扩大、性别歧视等充斥着这个小镇。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意大利正处于社会动荡和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战后重建的过程中，社会矛盾和性别不平等问题尤为突出。那不勒斯作为意大利南部的代表性城市，那里贫困、保守和传统的社会氛围深刻影响了生活在其中的女性角色的命运。那不勒斯的贫困社区是影视的主要场景，居民楼之间的空间逼仄狭小，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一样牢牢缠住其中的女性，让她们在生活的重压下异化，她们成为了夫人、母亲，却没人会叫出她们原本的名字。莱农和莉拉的家庭都生活在社会底层，经济上的困窘使得她们的成长过程充满了挑战。莉拉作为鞋匠的女儿，她聪慧过人，有着超出这个年龄的成熟和智慧，但是家庭的贫困与女性的身份让她在上完小学之后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莱农在一个经济情况稍好的家庭，父亲是那不勒斯法院的门卫，她有着总是打压她却也总是会在经济上支持她完成学业的父母，最终她走出那不勒斯，成为了一个著名的作家、学者。两个最亲密的朋友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她们的友谊和个人成长始终受到贫困和社会阶层的深刻影响。
故事的时间跨度从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横跨数十年。叙事时间主要集中在莱农和莉拉的童年、青春期和成年早期，在这数十年间，莉拉和莱农的人生经历种种浮沉，共同谱写了属于女性的宏大叙事。
独特的叙事结构
第一人称叙事
在《我的天才女友》中，第一人称叙事手法不仅仅是一种叙事策略，更是一扇通往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窗户，通过这扇窗户，读者得以窥见一个女孩从童年到成年的心路历程，感受她在社会和个人困境中的挣扎与成长，让我们看到一个意大利小镇的女性，要突破重重桎梏改变自己的阶级和命运，是一部多么伟大的史诗。
全片以莱农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以回忆录的形式由老年的莱农充当旁白和故事的讲述者，把她和莉拉的故事全部展现出来，第一人称叙事手法使得读者能够直接进入莱农的内心世界，亲身体验她的喜怒哀乐。通过莱农的视角，费兰特细腻地描绘了她与莉拉之间复杂而深厚的友谊。
作者巧妙地利用第一人称叙事的特性，构建了一个既可信又带有不确定性的叙述者形象。莱农作为叙述者，她的回忆和叙述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这种主观性使得叙事既充满真实感，又带有一丝模糊和不确定。在整个叙事过程中，没有第二个人来佐证莱农的想法，所以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观众不仅被引入莱农的视角，也会质疑她的记忆和判断，使得各种事件的发生和主角的命运更显得扑朔迷离。第一人称叙事手法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故事的节奏和氛围。通过莱农的叙述，费兰特能够灵活地调整叙事节奏，根据情节需要加快或放缓故事的发展，而通过这种方式，好像我也跟着主人公一起进入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那不勒斯，和她们一起经历爱、重逢、成长和别离。我在自己身上发现了莉拉和莱农的影子，在成长的空间里嗅到了那不勒斯的气息，她们的周遭似乎充斥着各种形态的暴力，语言的、动作的、赤裸的、隐形的，她们试图冲破枷锁，却又寸步难行。
作者的第一人称叙事其中的私密和暴露是最触动我的地方，她对女性感受的记录和坦白，让很多女性读者和观众都感同身受，这些感受在大众语境中很容易被搁置或隐藏，直到通过文字和影像的方式重新披露出来。作者埃莱娜·费兰特在《偶然的创造》一书中写过一个核心词是“坦白”，讲的就是她在写作的过程中不停的挖掘，首先在自己的面前承认自己的情绪，其中有好的情感也有糟糕的情感，社会生活对我们的规训是让我们去隐瞒、忽视、甚至抹去这些不好的情感。
欧洲中世纪哲学家奥古斯丁曾写下《忏悔录》，这是一本以祷告自传手法所写的悔改故事，描写了早期奥古斯丁归信基督教时的内心挣扎及转变经历，他在作品里坦诚的承认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矛盾和自己所有的一切，以一种自我解剖式的坦白来进行叙述。
“我为何愿意假装，宁可欺骗自己而不愿面对真相？” 原文：“Cur ergo veritas parit odium et mendacium conciliat？”
但往往女性作家作为一个感受者还有很多隐晦的东西没有表达。所以通过埃莱娜·费兰特的挖掘、坦白，我们就可以体会到那种没有被讲述过的私密的感受，主人公莱农曾在电影中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独白：“我觉得我在自欺欺人，一切真的那么美好吗？即便在当时，我也很清楚其中夹杂着羞耻、尴尬、羞辱和恶心，更接受、忍受、强迫自己，有没有可能即便是美好的欢乐时光也经不住自己的审视？”作者塑造的莱农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角色，她有着很多真实的缺点，她敏感脆弱，同时又有着自私、狡黠，莱农在整个故事一种作为一个第一人称视角的讲述者和故事的记录者，我们可以更敏锐地察觉到她的情绪变化，体验她所经历的一切。通过这种叙述方式，我们可以知道文艺作品中的“真实”其实就是表达的“真实”，好的影视作品具备暂时代替观者“大脑”的能力，我们可以清晰的跟着莱农的讲述去体验和感受。《我的天才女友》正是作者埃莱娜·费兰特的“真实”，当我们对作者的“真实”叙述有着经验上的延伸的时候，我们便有了在自己的真实体验基础上再进行思辨的空间。
在影视剧的画面调度中，我们就可以清晰的感受到，每当镜头处于家庭环境、或者是主角在面对小镇里的“恶人”的时候，画面都是被房屋等紧张的空间牢牢框住，或是受到其他男性的凝视，这种情况两位女主都处以一种紧张的“社交关系”中；而当镜头中只有两位女主时，镜头往往更加开阔，光影更加柔和，这种情况下两位主角都是在脱离了小镇的紧张社交关系或处在两人私密的“亲密关系”的环境之下。导演通过不同的叙事方式的对比，不断的明示两位主角之间越来越亲密的情感链接。
莉拉与莱农
莉拉对丈夫“变形感”的具象
关于母女关系的镜像叙事
镜像理论是由法国著名分析学家拉康提出，指人自我主体建构的方式和过程，镜像理论出现在一个人6～18个月大之间，婴儿看到了自己映射在镜子中的形象，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并产生迷恋、想象和认同。镜像阶段其实就是婴儿看到镜子中的他人和投射的自我，逐渐完成自我意识的过程，自我在他者的影响下完成自我认同以及确认与他人的关系。
“想象界”的作用 镜像阶段属于拉康理论中“三界”之一的“想象界”（Imaginary Order）。镜像形象作为一个“完美自我”的幻想（ideal ego），构成了主体与自我认同的基础，但这种认同始终带有虚假性，因为镜像本质上是投射而非实存。
在《我的天才女友》中，莱农与其母亲的关系复杂且充满张力。母亲作为莱农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者”，在莱农的自我认同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母亲从小到大对莱农的评价和态度，莱农不断构建和调整自己的身份。莱农的母亲是一个坚韧、现实且严格的女性，她一直对莱农实行打压型教育，她一直反对莱农上学，但同时一次又一次告诉莱农：“你要是想上学就必须给我拿第一名”，她的形象在莱农的成长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镜像”角色，莱农在母亲的眼中看到的是一个理想化的自我形象，这个形象既是她追求的目标，也是她自我怀疑的来源，母亲对莱农的严苛要求和高期望，使得莱农不断努力去达到这个理想自我，同时也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和撕裂感。
通过影视剧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莱农妈妈一直给孩子灌输的思想就是你只有努力了才能出人头地，你只有努力才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所以莱农成为了小镇中的第一名到那不勒斯市区读高中，之后再到比萨高等师范学院上学，一步步走出这个禁锢她的小镇。莱农在求学的道路上不断与母亲发生矛盾和碰撞，这是一个主体自我建构的过程，她通过母亲获得自我认同，这种自我认同就是镜像的。莱农第一个依附的“他者”是母亲，在母亲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她和母亲一样也是那么的不服输，坚强，以至于无论走到哪里她永远是最刻苦的那个一个，成绩永远名列前茅。
莱农在比萨上学的时候一直抗拒回家，抗拒见到自己的母亲，她在学校见到了温柔富有学识的女教师，她很愤恨为什么自己的母亲反而这么粗鄙、没文化。直到母亲得知她一个人在比萨生病，坐上了从未坐过的火车来到比萨照顾莱农，然后匆匆离去，莱农心中坚硬的部分在这个晚上被母亲的爱给融化了，那一晚莱农在母亲的照顾下睡的很香，母亲走的时候她在窗边眺望着母亲的背影站了很久。埃莱娜·费兰特曾在书中写下：“有时候我们觉得，和别人和解这意味着我们有了忘记别人过错的能力，达也许是真的，但不适用于我们和母亲的关系。我和母亲的和解，那是因为我发现那些过错——我认为的过错，已经成为了我成长的一部分，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以至于让我觉得那是一种虚构，是我夸大其词。” 而最后莱农接受了母亲，也是她终于接受和正视了自己。
莱农母亲的存在似乎是为了让莱农重新认识自我。她控制莱农，但好像每次也没有那么坚持。莱农去比萨是母亲给的车费，莱农去伊斯基亚岛度假是母亲送她的，她和莱农之间的情感复杂、真诚。在男权至上的那不勒斯，母亲对女儿似乎有着一种厌女情绪，母亲承袭着世世代代延续的观念，她教育莱农成为一个“为家庭承担责任的贤良女性”，尽管这个想法来自和她一样不幸的女人。母亲一直打压莱农，但也是她的自我矛盾，她的拧巴，她的爱成为了莱农走出那不勒斯的一股柔软的力量。“我没有获得她的理解，但我获得了真诚耿直的爱。” 最能犀利看穿母亲“看似合理实则矛盾”的是女儿，被这些矛盾所捉弄的也是女儿，母亲既是压迫者，也是受害者，她把自己因为父权社会带来的无助和困惑通通隐匿来规避生活的阵痛，然后再把这份伤痛传承下去，女儿成为了伤痛“断代”的关键力量，由此导致暴烈的冲突与矛盾。
通过镜头语言和书中的文字，观众可以从虚拟的情感碎片中看到现实中的自我，实现个体的情感认同，观众可以透过“屏幕”的镜子，把自己对母亲的情感投射到影视中。我也曾像莱农一样讨厌母亲的独断专行，我也曾畏惧母亲的愤怒，我也曾想着一定不要活成母亲那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分离，记忆中的争吵和冲突都变得模糊，那些细碎的温情逐渐在我的脑中蔓延，我想起她忙碌的身影，想起她第一次带我出去玩，想起她在我生病时照顾我的侧脸，想起在成长的无数个瞬间，她都在我的左右。韩国女作家金爱烂在《刀痕》里写到：“我吞下妈妈的食物，也吞下留在食材上的刀痕。我黑暗的身体里刻着无数的刀痕，它们沿着血管碰触我。”
漫长的岁月里，刀柄换过几次，刀刃依然如故。刀刃因为磨得太多而失去光芒，却像不断磨损最终内部变得坚硬的光。我从没想过要从妈妈的刀上看到爱或牺牲。我只是在那儿看到了“母兽”。那时的我不是孩子，而是幼崽。
女性书写：记住她的名字
“我的整个生命，只是一场为了提升社会地位的低俗斗争。”58岁的莱农、功成名就、子孙满堂的莱农，回忆过去时，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
上野千鹤子认为，女性主义的本源不是万事平等，而是自由选择。即女性不必成为男性，而是做自己、并因为做自己而获得尊重，能实现这一点的条件是双重的。在内，需明晰自己真实的需求是什么；在外，不能因满足自我需求而遭受恶劣的对待。后者由他人决定、其困难程度自不必说，毕竟“尊重旁人的选择”或“控制自己不去压榨和取利”都是难得的质素。即便是前者，也没有听起来那样简单。勇气和思考是“做自己”的必要条件，即抽丝剥茧地自省有没有糊弄自己，当下的决定受外界干预的比例有多少，“自己”与“他人”的优先级是怎样的，有没有从中获得自己认可的幸福。
社会学领域有一个两难的问题：结构还是主体？主体作为个体越是坚持“自我决定”，结构就越能被免责。在结构上处于劣势的人确实有可能在短期内反过来利用其劣势从结构中获利，但长远来看，这将导致结构的再生产。
这是本影视剧于我最重要的意义之一。虽然大谈自由选择或许是一种傲慢，但发声本身即是改变的子集。“如果没有人扔石头，平静的水面就不会翻起波浪。只要翻起了波浪，被影响到的人就可以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把它传播下去。”事实上，这不仅适用于女性，且适用于一切弱势群体，毕竟人在一生中不会好运到永远是强势的一方，总有一种处境会让我们发出“能自由就好了”的呼喊。愿我们一直思考，一直有选择的自由，一直有承担后果的勇气。
“我变得如此锋利，难道是为了刺穿什么吗？”
在热火中燃烧，还是在冷水中浸泡；在痛苦中体悟，还是在麻木中归降？她说，不论如何，当你开口发出声音的时候就是一种荣耀。
记住她的名字，传递她的声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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