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切尔诺贝利
真实的切尔诺贝利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前苏联统治下的乌克兰Pripyat地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重大核事故，4号发电机组发生爆炸，将4号核反应堆全部炸毁，造成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面对空前的灾难，很多人甘愿牺牲自己，参与了这次危险的抢险救灾工作。
事故发生前后
1986年4月18日，事故发生前8天，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控制室的样子。
事故发生之后几天，通过航拍拍摄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照片，大火仍在熊熊燃烧，并持续了大概10天。
事发后几天，这两位勇敢的摄影师从一架直升机上，拍摄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第一张照片。
抢险救灾
一队清理人员集合起来，准备清理4号反应堆顶部的放射性碎片。
很多清理人员都是年龄35至40岁之间的预备役军人，他们被组织起来协助进行清理工作或到化学保护部队服役。军队没有足够的防护服，那些在屋顶和其他高危险区域工作的人，不得不自己制作防护服，将厚度2到4毫米的铅板切割成适当大小，穿在棉质工作服下，身前、身后各一块，尤其要保护脊椎和骨髓。
清理人员清除4号反应堆顶部的放射性碎片，将它们收集起来，掩埋在钢筋水泥的安全“石棺”内。
起初人们打算用德国、日本和俄罗斯制造的机器人进行清扫，但机器无法应对如此极端的辐射水平，不得已才决定由人工清理。在某些地方，清理人员的停留时间不得超过40秒，他们接受的辐射量远大于人类一生中可以接受的最大剂量。
一名清理人员正在3号反应堆屋顶工作，头上戴着手工制作的铅过滤防护面罩。
一名工作人员手持测量仪，检测当地辐射水平，照片背景中可以看到掩埋核碎片和受污染物的“石棺”。
事故发生几天后，一架军用直升机播撒粘性去污剂，以减少放射性粒子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围的扩散。苏联当局宣布3号反应堆屋顶清理工作结束，三名男子按照指令在烟囱上方插上一面红旗。尽管面临巨大的辐射危险，而且之前清理人员已经经历过两次失败，但这三人还是通过直升机降落成功，辐射专家Alexander Yourtchenko扛着旗杆，Valéri Starodoumov带着红旗，Alexander Sotnikov中校携带通讯设备，因为辐射程度极高，整个操作用时仅为9分钟，完成任务后，三人各获得一瓶百事可乐（1986年的奢侈品）和休假作为奖励。
1986年5月9日，一名苏联技术人员从基辅附近的溪流中采集水样，检测水源受辐射程度，该检测每小时进行一次，以确保事故之后的供水是安全的。
1986年5月9日，一名苏联工人正在检修一辆油罐车，以便在基辅销毁救灾人员的服装和设备。
挖掘机在房屋前挖了一个大坑，用于掩埋整个房子，事故发生后，受到污染的整个村庄都将用此方法被处理掉。
1986年5月9日，一位苏联医生为基辅附近村落的居民检查身体，检测受辐射水平。
苏联一家电视台拍摄的照片，一位在切尔诺贝利爆照事故中受伤的男子正在接受医生治疗。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放射专科第6诊所中，一名患者接受骨髓手术后正在恢复，医生在无菌室为其进行检查，防护罩上有专门设置的开口，以避免直接接触和污染。
事故影响
核事故发生后，切尔诺贝利的惨状让人们揪心，从事发地Pripyat、到乌克兰其他地区和俄罗斯、甚至其他国家都或多或少受到影响。
1986年5月，事故发生几周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鸟瞰图。
事故发生几个月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部分系统仍在运作。
从3号反应堆顶部拍摄的4号反应堆遗骸。
四份报道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英国报纸。
47000名Pripyat地区居民动用1200辆大巴和200辆卡车撤离，只花了几个小时时间，人们认为他们会在几天后返回，但情况恰好相反，那里变成了一座鬼城。
1986年4月30日维也纳机场，工作人员对苏联难民进行放射性检查。
1986年5月，菜市场的一个摊位上贴了一则告示，表明他们卖的蔬菜没有受到污染。
1986年5月，一名穿着防护服、佩戴防护面具的工人在柏林的垃圾填埋场，将受污染的蔬菜处理掉，当地政府禁止人们食用这些蔬菜。
1986年5月，身穿防护服的消防员在德国边境对车辆进行清洗，这些车辆来自波兰，并且受到严重污染。
1986年5月波兰华沙的一家儿童保健诊所内，一位波兰妈妈怀抱一名3岁女孩，护士正为她进行治疗，对核事故造成的辐射采取保护措施。
1986年5月，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放射援助计划的工作人员Kathleen McIntyre，展示用甲状腺测试仪对从苏联返回纽约的游客进行辐射检查，31名纽约居民从苏联受污染地区80英里范围内的区域提前三天返家。
1986年6月，一名身穿防护服的瑞典农民将被切尔诺贝利放射性物质污染的饲料清理掉。
1986年10月，经过持续的清理和消除污染工作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的样子。
17岁的Oxana Gaibon（右）和15岁的Alla Kozimierka都是这场事故的受害者，她们于1986年12月在古巴接受红外线辐射治疗。
12岁的Yura Kudriakse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受害者，他于1986年12月在古巴哈瓦那的Tarara儿童医院等待接受精神治疗，这是人道主义救助的一部分，而他只是数百名受到辐射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儿童中的一个。
1993年莫斯科米蒂诺公墓，爆炸事故中牺牲的消防员Konstantin Perchuk的家人在他的墓边哭泣。
事故后的Pripyat地区
事故发生后，Pripyat地区变成寥无人烟的鬼城，还留着很多当年的遗迹。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废弃的冷却塔。
2016年4月，事故发生近30年后，Pripyat地区一家托儿所的长凳上放着一只娃娃和一双鞋子。
一所废弃学校的教室里，课桌上摆着摊开的课本，旁边是一只防护面具。
教室的书架上散落着很多书，早已落满灰尘。
教室的凳子上有一只戴着防护面具的娃娃，地上堆着几百个废弃的防护面具。
现在，基辅有一些特别的旅行团，会组织游客前往Pripyat地区参观，这大概是游客布置的。
2016年11月29日，新的安全“石棺”将被毁的反应堆覆盖。
2017年当地一家废弃酒店的客房，已经形同废墟。
市中心，摩天轮仍然屹立不倒，周围长满了树。
几名游客在废弃的游乐设施上拍照。
2017年，用盖革计数器对Pripyat地区进行放射性检测，检测显示，金属爪附近的数据为每分钟679000次，仍然非常高。
2018年4月17日，切尔诺贝利禁区内Orevichi村的一片墓地附近，一群人在草地上野餐。
2018年4月，游客走过一条具有象征意义的小路，路标上写有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撤离的村庄和城市的名字。
2018年4月23日，一名游客站在切尔诺贝利禁区检查站的礼品店外喝咖啡。
2018年6月8日，一名志愿者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一家临时兽医院外，喂养一只流浪狗。
已经过去33年，但切尔诺贝利的伤痛还在继续，这次事故也留给我们很多问题，需要在今后慢慢反思，不过面对空前的灾难，人性的光辉依然闪耀，人性还在，希望就在...
本文原文来自360do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