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0多年前这里的人们，为什么都在山上刻大字？
1400多年前这里的人们，为什么都在山上刻大字？
在山东的群山之间，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文化瑰宝——摩崖石刻佛经。这些刻在悬崖峭壁上的佛经，不仅是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遗产，更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独特存在。
左为《文殊般若经》片段，山东汶上县水牛山；右为《维摩诘经》片段，山东邹城市葛山。
这些佛经并不处在安置佛教神像的镌岩而成的洞窟，而是处在开放的山水中，刻字主要布列在崖面和耸起的巨石之上，人们可以行走于坡面并阅读刻字……
最值得注意的是，山东刻字更大，有些尤其宽广，几乎比国内其他地区发现的任何形式的书作都要大。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与考古学系教授韩文彬（Robert E. Harrist, Jr.）《铭石为景：早期至中古中国的摩崖文字》曾获2010年列文森研究书籍奖，十几年后这本书终于出版了。
这些大字都刻了些什么？
这些凿刻在悬崖和巨石上的经文，是从6世纪已有的大量佛教经典中挑选出来的，多数来自大乘经典的般若部类，重点在于性空理论。
有些经文反复出现在多个地方，比如《文殊般若经》(全称为《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部分文本被刻于不少于十个地点。
洪顶山北崖上的文字段落出自《文殊般若经》《大品般若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和《大集经》。除了这些经文，还铭刻着二十二个佛教神灵的名字。其中最为硕大的名字是“大空王佛”，高达9.3米，堪称到6世纪为止中国最大的书作，也许还是全世界最大的书作之一。
“大空王佛”石刻，564 年，通高 9.3 米，山东东平县洪顶山。
峄山主峰五华峰附近尚存与洪顶山所见相同的《文殊般若经》片段，徂徕山顶名曰“映佛岩”的岩壁呈现来自《文殊般若经》的段落，水牛山山顶的一条狭窄小道旁也分布着石刻《文殊般若经》段落。
《文殊般若经》片段，约564年，拓本，3.8米 ×2.6米，原刻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
尖山一处岩坡及相邻的巨石表面刻着《文殊般若经》《大品般若经》选段和“大空王佛”这一单字高1.75米的佛名。葛山一处面西的花岗岩斜坡上有《维摩诘经》第十二品《见阿闷佛》中的200余字。
泰山占据了中国石刻书法史上近乎神话般的地位，“经石峪”应当是佛教史上具有中心地位的最悠久的物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经》)前十五品的铭文覆盖了一片超过2064平方米的岩石溪谷，至今仍然有溪水在上面流淌。刻经最初由2799个字组成，每个字高约50厘米，形成以刻线区分的四十四列。
《金刚经》片段，约570—580年，每字高约50厘米，山东泰安市泰山经石峪。
行走石面或制作拓本的访客的践踏催助自然侵蚀和破坏，已经磨灭了许多文字，今天仅有大概1069字尚且可见。泰山《金刚经》既是山东所有刻经中最宏大的，也是最神秘的。
今天，通过使用每隔五年便会重涂一次的红色颜料，人们能清晰地看见完工的字与仅具勾线的字。
“灭佛”时代的刻字护法？
在佛经开凿之初，北方中国的佛教盛世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北齐王朝的统治者，他们是石窟寺、造像和经文研习的热心赞助人。
然而在6世纪，原本兴旺的山东佛教史却蒙上了不祥阴影的事件：一次短暂却来势汹汹的迫害。
577年，北齐王朝覆于敌方之手，山东百姓成为北周武帝(560—578年在位)的臣民。武帝在哭泣的僧众面前亲自发表了关于佛教的禁令。在整个山东，“融刮佛像，焚烧经教，三宝福财，簿录入官”。对于佛教史而言，庆幸的是，仅一年之后武帝便驾崩了，他的禁令很快废止。
佛和菩萨像，青铜，山东邹城市观音寺遗址出土，邹城博物馆藏，自左及右:约533年；556年；562年。
武帝对佛教的短暂打击是种不祥之兆，这意味着北方中国佛教徒所担忧的更糟糕的情形——佛教处在末法时代，可能正在接近彻底灭绝。对宗教末日即将到来的焦虑似乎与佛教本身一样古老。释迦牟尼告诫他的追随者，他的教诲只能在其去世后五百年内以其本真面目传播。
如果末法时代行将到来，面对此种严峻事实，佛教徒会怎么做？在石头上雕刻经文能够阻止佛法终结的迫近吗？
一些与刻经共生的铭文明确表示，捐资者计划在坚不可摧的石头这一媒介上保存文本。小南海中窟的石刻记文引用了僧稠先前所叙对“镂石班经，传之不朽”的期望——这也许是关于刻经于石以确保其存续的理念的最早陈述。
响堂山北齐石窟的题刻里表达了类似的愿望：“四海仰以弥高，千官挹而满腹。眷言法宝，是所归依。以为缣细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于是，发七处之印，开七宝之函，访莲华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所说，尽勒名山。”
通过对比石材与其他材料的持续性，回归至耐久性的主题：“缣竹易销，金石难灭。托以高山，永留不绝。”这似乎表明，任何刻在石头上的文字都旨在永存。
《金刚经》中的“布”字，约 570—580年，高约 50 厘米，山东泰安市泰山。
然而，如果是为了保存经文，应当尽量保存完整文本，而非精选片段。但是山东的大部分刻经段落长度不超过一百个字，并且同一文本在多个地点重复出现也有悖于任何将佛教经典系统地传给后代的尝试。
更根本的是，如果捐资人的主要关注点是文本保存，那他们为什么要把文本暴露在山坡的各种构造上？石头比丝帛或纸张更耐久，但铭文亦有可能为千百年的时间磨灭。
假如山东的大型刻经不是为了保护它们免受破坏而雕刻的，它们的既定功能又是什么?就像所有神圣的图像和纪念物一样，它们无疑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被理解和使用，佛教造像和圣迹便是如此。
虽然我们无法确切知道捐资者希望通过铭刻经文来实现什么,但是可以设想在中古中国的佛教背景下，它们或许具有某种宗教功能。为此，它们一定不能仅仅被解释为文本，还必须被视为灌注了超凡力量的人造物。
刻佛经的另一种解释
佛经的两个方面——授予祝福和激发崇拜的力量，透露出关于山东刻经捐资者的许多信息：他们会因为其虔诚的行为而期待获得什么，以及他们和其他信众看到巨型铭文后会如何反应。
大乘佛教经典承诺护佑所有听闻、诵读或传播其经文的人。《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教导信众抄写佛经，并许给抄写者无量功德。在第二十八品，普贤菩萨列举了抄《法华经》可以获得的功德，提到凡如此行事者将往生于切利天。正如菩萨所解释的那样，人们不必亲自抄写文本，令他人抄经者将获得同等的加持。
这一承诺证明了以下做法的合理性：捐资人出于为自己或他人积累功德的愿望，雇佣抄经人或其他人写经。节录式凿刻于山东的经文大部分包含承诺祝福抄写者的文字。
《观无量寿佛经》片段，580 年，字高12—22厘米，山东邹城市岗山鸡嘴石。
与此同时，佛经的制作使得圣物生成。这种有关佛经的概念带来了早期大乘佛教中的一种现象，萧本称之为“经籍崇拜”，即宣讲或诵读佛经的地点，又或是佛经以抄本形式出现的地点，本质上都是神圣的。
山东的佛教捐资者没有挖掘洞窟或者将自然地形的一部分塑造成佛塔形象，而是将佛经直接置于山的表面。结果，这些场所本身变得神圣起来。
制造崇拜的场所并不需要图像或建筑，把佛的话语放在泰山上便足够了。山东峰岭的一切刻经之地皆是如此。如果一部佛经出现的地点是神圣的，那么6世纪的佛教徒面对石刻经文会有何反应？
由于佛经被认为与舍利和神像有同等的灵力与神圣地位，我们可以推测它们也是仪式操作的焦点，而且受到花或香的供养。
1999年，在福州城外的鼓山，当地佛教徒在一面刻有17世纪晚期佛教神名的崖壁底部上香。那么，在洪顶山以及其他地点，人们也许也会在刻着佛名的地方进行类似的供养活动。得到镌刻或朗声吟诵的佛名被认为能召唤出神灵，恰似佛经被认为是佛陀自己的化身一般。
佛教神名，约1694年，每字高约30厘米，福建福州市鼓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