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坑杀秦卒”事件辨伪
“新安坑杀秦卒”事件辨伪
俗话说,功夫在诗外,读书也是如此。
威名赫赫的“西楚霸王”项羽之所以会在“楚汉战争”中被汉王刘邦击败,除了冲动偏执、优柔寡断的性格短板外,还在于错判形势接连犯下三大错误。一是放虎归山封刘邦为汉王,使其坐拥巴、蜀、汉中三郡获得反攻基地;二是弑杀“义帝”,间接为各路诸侯挑战权威提供道义依据;三是“新安坑杀二十万秦军降卒”,彻底失去秦人支持。
盘点上述三大错误,“新安坑杀秦卒”事件的后果或许更直接更显著。这一事件既使项羽丧失了占据关中做秦王称霸天下的可能,更使因“约法三章”获得秦人尊重的刘邦得到稳固的大后方。“楚汉战争”中,秦人子弟尤其是旧秦军将士日益成为汉军主体,最终帮助刘邦获得了胜利。但是,我愈发认为“新安坑杀秦卒”事实并非如此,更像刘邦集团针对秦人刻意发动的一场舆论攻势,目标就是攻击项羽集团的政治形象,博得秦人支持。
如今我们判断这一事件最具权威的史料就是司马迁编撰的《史记》,但书中对“新安坑杀秦卒”事件记述得并不详尽,其中介绍事件背景经过最详细的当属《史记·项羽本纪》。
秦军主帅章邯在“巨鹿之战”惨败后面临秦二世问罪和被诸侯联军战略包围的险境,为保全部下被迫与联军主帅项羽定下“殷墟之盟”。章邯本人被项羽封为雍王,跟随楚军大营行动,归降的二十万秦军则由部下司马欣代为指挥,作为联军先锋向函谷关也就是秦帝国的关中腹地挺进。
由于诸侯联军中的将士大多都曾到关中为秦帝国服过徭役,受过秦帝国官吏士卒的羞辱虐待,这次不免对成为炮灰的秦军士卒以牙还牙,以至纠纷冲突时有发生。秦军士卒私下议论说,章将军欺骗我们投降诸侯,此番攻击函谷关,若成功还好,若失败则不免东撤,那我们的家人子女就会被帝国依法诛灭。有将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于是项羽召集心腹将领英布、蒲将军商量,说秦军吏卒人多,内心并不顺服,倘若到了关中不听指挥,局势必然危急,不如“击杀之,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董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鉴于《史记·黥布列传》只提到英布是这次击杀秦军任务的主要执行人,那么关于事件的来龙去脉就只能在《项羽本纪》这短短两个自然段中搜寻。仅仅是两个自然段,我们就能发现许多逻辑不通的细节。
首先是听闻秦军将士议论后,那些“微闻其计,以告项羽”的将领到底是诸侯还是秦军。既然诸侯联军与秦军频起冲突,秦军将士又是“窃议”,想必能听到传言的不可能是诸侯将领,只能是秦军将领。这说明秦军也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章邯司马欣董翳的嫡系与非嫡系之分。鉴于议论中提到章邯欺骗大伙投降,想必密告的人就多半出自章邯嫡系秦军。
其次是项羽等人密谋“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这在逻辑上也难以自洽。章邯并非蒙恬蒙毅或者王贲王离那样出自秦帝国军事世家,当初只是作为“少府”这样的高级别内廷官员临危受命指挥作战,而长史司马欣和都尉董翳也是帝国临时为他配备的副职。三个人最大的资本就是麾下这支秦军,其中包含骊山陵征发武装的民夫,帝国中部各郡县地方军,以及“巨鹿之战”被击溃的北部军余部。如果三个光杆司令跟着项羽入关中,无法发挥作为“三秦”制衡刘邦的战略作用,成了摆设。
最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二十余万秦军不是被解除武装赤手空拳的战俘,而是携带武器具备作战经验并在此时充当先锋的军队,想一举击杀谈何容易?根据《项羽本纪》之前的记述,项羽率五万楚军援救巨鹿,之后被推举为联军统帅。即便楚军继续发挥“破釜沉舟”的气概以一当十大获全胜,想必也有不小战损,况且“新安事件”全凭英布和蒲将军率楚军执行,面对二十余万对手又岂能一举功成?这并不符合冷兵器时代的战场规律,当属夸大其词。
基于上述三点疑问,再结合“巨鹿之战”后被俘的帝国北部军统帅王离从此下落不明来看,我认为“新安事件”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样。
“殷墟盟约”之后,项羽封章邯为雍王跟随楚军大营行动,本意是宽恕其在“定陶之战”斩杀叔父项梁的罪责,显示宽容延揽秦人民心。但他对章邯的军事才能和投降决心并不信任,所以才会把他和董翳以及战场俘获的王离一起带在身边监视。
司马欣不同,此人当年身为关中栎阳县的司法局长(主狱椽)曾帮助过项梁脱罪,显然是项氏家族的老相识,甚至不能排除章邯投降就得益于他一手导演的反间计,所以他能被充分信任并赋予指挥权。随着归降秦军与诸侯联军冲突频发且隐患出现,秦军阵营已经分裂成章邯与王离两大派系,章邯不受信任,自带军事世家光环的王离显然影响力更大,追随他的北部军余部战斗力更强,这就是项羽所提到的“事急”。
北部军曾由大将军蒙恬统领北击匈奴收复河套,后又监督修造长城构筑帝国北部边防。主将蒙恬和监军扶苏死后,这支久经战阵的部队就由副将王离统领。一旦这支部队的残部在诸侯联军内部哗变,即便是项羽也不敢轻视,所以项羽不得不在临近函谷关的新安城痛下决心,派楚军协助司马欣铲除出现异动的北部军余部。
因此“击杀秦军”乃是英布和蒲将军率领楚军配合助战,帮助司马欣指挥嫡系铲除王离派秦军,结果是王离身死,北部军余部被镇压。司马欣麾下攻击友军的嫡系秦军才是这一事件的主要刽子手。可见二十余万秦军并非全都死于新安城下,起码有相当一部分继续跟随章邯入关中。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后来汉王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围攻雍王都城废丘时,居然耗费了将近一年时间还无法攻破。倘若章邯等人真成了丧失部队又失掉民心的光杆司令,又岂能坚守这么长时间?
如果“新安坑杀秦卒”事件按照上述逻辑可以成立,那就显然证明刘邦集团对此做了大量的舆论造势,将章邯三人描绘成出卖部下愧对秦人的罪人,将项羽勾勒成嗜血狂徒,唯如此,才能将己方依靠“约法三章”营造出的宽容温厚形象放大升华。
关于这段舆论造势,据我推断应当发生于刘邦在“鸿门宴”中服软、项羽屠灭赢氏宗室毁掉咸阳城之际。刘邦忍痛让出关中,眼睁睁看项羽废弃“怀王之约”将关中一分为三,封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自己则被驱赶到偏远的巴蜀汉中,所以麾下张良萧何等人借新安秦军内讧自残事件大做文章,把项羽轻视关中急于归乡的战略误判提高到仇视秦人的新高度。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被刘邦拜将前夕的韩信曾有过著名的“汉中对”,分析天下大势剖陈项羽短板,其中就提到项羽在新安坑杀秦卒二十万,此时是汉王进抵汉国都城南郑不久,距事件发生不足半年,说明舆论此时已在关中汉中一带广为传扬。
这个被夸大扭曲的舆论极大帮助了刘邦集团。当初刘邦受楚怀王之命走南路奔袭关中只有不足一万楚军,尝到“南阳招降”甜头后大肆收编归降秦军,待到夺取武关蓝田兵临咸阳城下之际兵马扩充至五万。“鸿门宴”发生时,刘邦集团有兵马十万,这其中就包含了收编帝国精锐的“京师军”和“中尉军”,所以刘邦集团格外看重旧秦军和秦人子弟的支持。萧何火速收缴帝国档案文册和张良樊哙劝慰刘邦不进咸阳宫廷,以及刘邦迅速“约法三章”,都是为延揽关中人心,一旦听到新安秦军内讧必然大做文章,将污水泼到项羽和早早丧失指挥权的章邯身上。这件事诸侯军队没参与,参与的只有楚军和秦军,再加上很快就进入“楚汉战争”阶段,自然无人辩白澄清,越传越远。
“垓下之战”中项羽一败涂地,被灌婴指挥的汉军“郎中骑”一路追杀到乌江岸边自刎而亡,五位汉军骑将因各夺得他的一部分躯体被刘邦封为列侯。细查《史记·高祖功臣表》,吕马童、王翳、杨喜等五名骑将均为汉二年至三年“三秦”平定后加入汉军出关作战。这里不妨大胆推断,五名骑将极有可能就是章邯三人麾下的秦军嫡系,经历“新安事件”后重返关中,后来又随大批旧秦军加入汉军,最终成了项羽的死敌。项羽临死前曾称吕马童为“故人”,想必他们的结识就在“新安事件”前后。
此外,我们在《史记》中找不到章邯的列传,想必也能间接说明“新安事件”另有真相。章邯作为帝国末年总领秦军的总帅,一路从关中追剿反秦义军,先后阵斩周文吴广以及“张楚王”陈胜,又杀掉楚军统帅项梁和魏军首领魏咎,可谓帝国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他和王离遥相呼应包围赵国临时都城巨鹿,又是“巨鹿之战”的秦军指挥官,更身在“新安事件”现场,其重要历史地位理当在《史记》中享有一席之地,但诡异的是他的踪迹被“太史公”一笔带过,只在《高祖本纪》中提及他于废丘陷落后拔剑自刎。这样一个有头脑有作为甚至有担当的军事家,被诬为葬送部下独享富贵的罪人,显然难以自洽。
刘邦集团对“新安事件”借题发挥大泼污水,功成后又毁掉关于章邯的文献资料,我想目的有两个。一是对章邯本人泄愤。毕竟章邯作为雍王事实上封死了刘邦从汉中出关中的道路,若非韩信祭出奇招很难克制这位强大且富有影响力的敌手,所以免不了要在事后抹黑对方形象。二是配合舆论造势,倘若章邯的个人文献有“新安事件”的真实记载,就意味着刘邦集团发动舆论攻势的诡诈手腕,不利于高皇帝乃至整个功臣集团的形象。
司马迁作为宫廷史官收集史料编撰《史记》,是在西汉建国后近百年,只能依据现有文献,如果章邯等人的文献已经被事先销毁,想必“太史公”也只能根据汉朝的官方记载进行转述。即便他发现与“主流叙述”不符的细节,也不敢罗列一二,这毕竟属于严肃的意识形态问题,一旦流散出去恐怕为人严苛的汉武帝绝不会手软。
人们都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从“新安事件”辨伪中就能窥出此言不虚。这又说明“尽信书不如无书”,即便作为历史发烧友也不能盲目轻信,还是要依靠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才能从史书中得到最多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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