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卷’与‘躺’之间：当代大学生的就业困境与价值重构
在‘卷’与‘躺’之间：当代大学生的就业困境与价值重构
随着考研、考公等传统职业路径的困惑，部分大学生对现实压力的妥协，开始重新思考职业选择。然而，当代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面临传统职业路径与市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就业焦虑。部分年轻人开始尝试自我松绑，寻找“过渡性选择”，如海底捞服务员等职业。家庭角色的转变也为这种选择提供了空间，如经济宽裕的家庭可以承受“慢就业”成本。真正的突围需要高校、企业和社会多方合力，推动教育改革和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春节返乡，三五大学好友齐聚，畅聊毕业后的生活。考公、考研、出国、就业、慢就业……各有归宿。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关于就业问题的激烈讨论中，又透露出些许无奈。
在行政管理专业的毕业生林慧（化名）眼中，“长衫”似乎成了一种无形的枷锁。2023年考研失败后，她选择“二战”，但备考期间的状态却显得游离：一边复习，一边“躺着”，甚至开始研究《周易》。当被问及未来的职业规划时，她坦言：“随便找个班儿上呗，去海底捞扯面条也行。”这种看似随意的回答背后，折射出当下部分大学生对传统职业路径的困惑，以及对现实压力的妥协。
林慧并非孤例。法学专业毕业生霍涛（化名）毕业后经历了长达半年的“无正式工作+兼职+躺平+旅游”状态，最终入职一家教育培训公司。而某文科学院的辅导员康坤（化名）在访谈中透露，学院近两届毕业生中，考研、考公的比例超过70%，但最终成功者寥寥。这些年轻人中，有人将“上岸”视为唯一目标，有人对职场望而却步，也有人开始重新思考：脱下“长衫”，是否真能获得自由？
“卷不动”的年轻人选择在理想与现实间摇摆
林慧的考研动机起初清晰明确——跨考法学硕士，未来进入律所或企业法务部门。然而一战失利后，她的心态逐渐发生变化。“从始至终就没觉得希望大过，因为太卷了，尤其又是跨考法学。”这种挫败感让她陷入自我怀疑，转而用“躺平”作为心理缓冲。对于“暂不就业”的选择，她的解释直白又无奈：“就不想上班呗。我的理想生活状态就是逛街、吃饭、躺着、旅游、不用上班。”
这种心态在当代大学生中颇具代表性。会计学专业的李阔（化名）毕业后辗转郑州、苏州等地寻找工作，最终发现“没有特别适合自己的岗位”，于是边备考公务员边兼职打工。他坦言：“玩够了，觉得应该工作了。”这种被动的“成熟”，反映出年轻人对职场既渴望又畏惧的矛盾心理。辅导员王锋（化名）观察到，许多学生从研一起就将考公定为唯一目标，但鲜少有人真正了解公务员的工作内容，“他们对成功的定义，更多来自家庭期待和社会评价”。
当“稳定”成为求职的首要考量，职业理想往往被迫让位。霍涛提到某清华法硕毕业生决定跨专业再考研时，周围人普遍不解：“他已经很成功了，为什么还要折腾？”这种对“成功”的单一想象，恰是束缚年轻人的“长衫”。林慧在席间反问：“（对于躺着什么都不用做就能来钱的问题，）难道你不是这么想的吗？”这句带着自嘲的质疑，暴露出群体性的价值困局——当社会将“体面工作”与个人价值绑定，拒绝“标配人生”反而需要更大勇气。
教育“长衫”掩盖了专业培养与就业市场的断裂
尽管辅导员康坤在访谈中反复强调学校的就业服务体系是如何的完善——春秋招岗位充足、辅导员“点对点”帮扶、就业信息精准推送。但吊诡的是，这些举措并未真正缓解学生的就业焦虑。问题或许藏在更深处——当文科专业的学生在求职时被建议去卖货、去物流中心送快递、去海底捞当服务员，暴露的正是高等教育与市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
辅导员王锋提到，某国企招聘法务时明确表示“女生暂不考虑”，即便岗位未注明性别限制；市场营销专业学生投递人力资源岗位时，常因“专业不对口”被拒。更讽刺的是，某学生报考辅导员岗位时，因毕业证上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与招聘要求的“行政管理”不符而被淘汰，尽管二者实为同一学科体系下的细分方向。这些案例揭示出残酷现实：高校的专业设置、培养方案与社会需求存在明显错位，而就业市场对“专业标签”的机械筛选，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割裂。
这种矛盾在文科专业尤为突出。林慧考取了英语四六级、心理咨询师证书，霍涛积累了多段实习经历，但这些“加分项”在求职时收效甚微。辅导员康坤坦言：“很多岗位看似需要综合素质，实则更看重‘硬技能’。”当企业HR将“逻辑测试成绩”“项目经验”作为首要筛选标准，强调通识教育的文科生天然处于劣势。而高校“严进宽出”的培养模式，使得部分学生直至毕业都未形成核心竞争力。某考研失败的学生曾向辅导员抱怨：“也许读了三年研，发现还不如本科直接就业。”
需重新定义“长衫”之外的价值坐标系
当传统路径愈发拥挤，部分年轻人开始尝试“自我松绑”。林慧对海底捞服务员的“向往”，李阔对市场专员工作的接受，看似是无奈妥协，实则暗含对单一成功标准的反抗。这种转变呈现出两种典型心态：一是彻底放弃“体面”执念，即林慧所说“即便去捡垃圾，他们（父母）也不会说什么”；二是寻找“过渡性选择”，即李阔将当前工作视为“攒经验跳板”。
这种务实的就业观，某种程度上是对社会规训的温和抵抗。辅导员王锋提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关注“工作氛围”“通勤时间”等非薪酬因素，某毕业生甚至放弃北京某律所offer，选择薪资更低但“同事关系融洽”的本地企业。这种选择看似“不求上进”，实则是对“996”“职场PUA”等异化劳动的抗争。当“钱多事少离家近”成为口头禅，年轻人正在用脚投票，重新定义职业价值。
家庭角色的转变也为这种选择提供了空间。林慧的父母尚未退休，“不差我上班挣的那点钱”；霍涛的三个兄姐定期给家中汇款，使他拥有“缓就业”的底气。这种代际支持看似削弱了个体奋斗意识，却客观上创造了多元选择可能。正如某学生家长所言：“干什么都能吃饭，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当温饱不再紧迫，年轻人开始追问：“工作究竟为了什么？”
脱下“长衫”之后的系统困境与个体突围
然而，个体的选择自由始终受限于结构性因素。辅导员康坤指出，真正能“自由躺平”的学生多来自经济宽裕的家庭，而农村学生往往“不敢停下来”。这种差异在就业选择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前者可以承受“慢就业”成本，后者则需尽快赚钱反哺家庭。当林慧调侃“用周易算命”时，某个贫困家庭的毕业生可能正在通宵达旦地加班。
尽管近年来教育系统也在尝试破局，不断推出诸如“宏志助航计划”、职业规划大赛、访企拓岗等活动，试图弥合校园与职场的鸿沟。但现实是，这类培训报名者寥寥，学生更倾向购买市面机构的“速成课”。某参与过校招的HR直言：“许多学生连基础的职业认知都没有，却精通‘无领导小组讨论话术’。”这种“技巧至上”的求职策略，反而加剧了就业市场的浮躁。
真正的突围或许需要多方合力。高校需推动“严进严出，分流而治”，强化实践教学；企业应减少“唯学历论”，完善人才培养机制；社会则要接纳多元职业价值，消解“编制崇拜”。正如那位从清华法硕转身再考研的年轻人所示：当一个人不被“长衫”定义，才能真正拥有选择的自由。
聚餐结尾，林慧半开玩笑地问：“用我给你算算命吗？”这个问题或许正是时代的隐喻：当确定性日益稀缺，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卦象”。有人继续披着“长衫”跋涉，有人尝试轻装前行，而更多人仍在迷茫中等待启示。但无论如何，当“去海底捞当服务员”成为一种坦然的选择时，我们至少看到了枷锁松动的可能——就业观的嬗变，终将推动更深层的价值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