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碛砂藏》的佛典分类与中国撰述的收录情况
《碛砂藏》的佛典分类与中国撰述的收录情况
《碛砂藏》的发现与影印，是佛教史上一件大事。这里就佛典分类排序、中国撰述收录及《辅教篇》入藏情况，略窥《碛砂藏》的少分性质。
一、佛典分类
现见《〈碛砂藏〉目录》，为1930年代影印出版时所制，由之可见内典分类情况。据《大唐内典录》《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入藏录”部分，一般以大乘藏小乘藏为纲，分为大乘经律论、小乘经律论、贤圣集传三大类。亦有以经律论为大纲，如《大唐内典录》依次为大乘经、小乘经、小乘律、大乘论、小乘论，但仍然秉持大小二藏分类方式，另外，还将大乘经、小乘经按一译与重翻二类予以排列。《碛砂藏》分类、排列方式，基本相类而略有不同，由于后期不断增补，肯定与初刻目录、排序有所不同，尤其是“贤圣集传”部分。
依影印《〈碛砂藏〉目录》（孙中旺主编：《碛砂藏》研究论文选辑，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6，第175-246页。），含初刻（1-490册）与增补（491-591册）二部分。其中，初刻分类排序依次为：大乘经（1-204册）、大乘律（205-207）、大乘论（208-257）；小乘经（258-305）、小乘律（306-349）、小乘论（350-422）；贤圣集传（423-490）。
此种分类方式，反映了中国佛教在法义抉择上的大乘佛教传统。其中，大乘经排列大致以般若部、宝积部、方等部、大集部、华严部、涅槃部、法华部、秘密部为次序，秘密部除外，基本符合天台宗化法四教的判教模式。《大正藏》以经、律、论为纲，先小乘经，后大乘经，将“本缘部”列在“阿含部”后，大乘经的分类与《碛砂藏》基本相同，经藏后是小乘律、大乘律、小乘论、大乘论。
“贤圣集传”为佛教学者撰集，与“佛说”相区别，主要是佛典编选、译传、音义及据经所制行法等方面的历史文献，具体包括佛传、弟子传、菩萨传、高僧传、佛经选集、忏法、仪轨、经录、三教论衡、禅宗灯录等。《四十二章经》，一般列入“贤圣集传”，《碛砂藏》则列入“小乘经”。另外，后期补入的《景德传灯录》《天目中峰和尚广录》也值得注意。
二、中国撰述
“佛藏”一般只收录佛典汉译部分，佛说经律论外，还有印度论师的解经或诠释教义的论书。中国祖师的撰述，《大正藏》列入“经疏部”“论疏部”“诸宗部”，予以广泛收录，明代以前“佛藏”一般不收，有关佛典传译史实如译序、经录及高僧传、三教谈论等文献，则收入“贤圣集传”，《碛砂藏》亦不例外。
《碛砂藏》“贤圣集传”部分所收“经录”，依次有《出三藏记集》、隋法经等撰《众经目录》（七卷）、《历代三宝记》、隋彦悰撰《众经目录》（五卷）、《大唐内典录》《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续大唐内典录》《续古今译经图纪》《古今译经图纪》《大周刊定伪经目录》《开元释教录》《开元释教录略出》等十二部，北宋赵安仁、惟静、吕夷简等所编经录不见收入，“增补”部分则收元代编《大元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大藏圣教法宝标目》两部经录，及《大元至元辨伪录》一部勘伪录。
增补部分收《景德传灯录》三十卷（511-513册），《大宋高僧传》三十卷（542-544册），《宗镜录》一百卷（549-558册），《传法正宗记》《定祖图》《论》十二卷及《辅教篇》三卷（587-588），《天目中峰和尚广录》三十卷（589-591），其中前六部可归属“贤圣集传”，《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可谓“贤圣集传”外唯一一部中国祖师撰述。但是，《正宗记》《辅教篇》因作者上书申请，《广录》因上进朝廷，始获准入藏。
即便《六祖法宝坛经》，亦不见收录。可见明以前“佛藏”是将中国撰述基本排除在外的。这可能是中国撰述如天台教典遭遇兵燹等非常事件易于散佚的原因之一。从另一方面看，内典及各种经录的集成，不收中国撰述，其用意可能在维护佛法三藏的佛说性与翻译的性质。至于明代佛藏之收录中国撰述，则将翻译佛典与汉语著述视为一个整体了，即均属于“佛教”，或者是出于保存文献考虑。中国撰述之比较晚近录入大藏，表明汉语佛教著述作为经典地位的确立，一方面，认同了汉传佛教解经思想与佛教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汉语系佛学作为传统人文精神的一个支撑点而被接受下来。
另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宋版〈碛砂大藏经〉》（1987年版）第38-40册，收录“宋藏遗珍”，包括宋人所撰三部经录及唯识、天台祖师等撰述，疑不属《碛砂藏》刻板。
三、《正宗记》《辅教篇》的入藏
北宋释契嵩（1007-1072）的著述，除在世时请求入藏的《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论》《传法正宗定祖图》一部十二卷与《辅教篇》三卷外，其余诗文集均散落。
契嵩著述，据陈舜俞撰《镡津明教大师行业记》，自“《定祖图》而下，谓《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余卷，总六十余万言，其甥沙门法登克奉藏之”。（《大正藏》第52册，第648页下。）契嵩殁后六十二年，释怀悟慕其“高文卓行，道迈识远”，有意搜求遗著，闻知“其广本，除已入藏《正宗记》《辅教编》外，余皆在姑苏吴山诸僧室藏之”，但访求不得，大约为“好事者窃移他所”。后于北宋大观初年（1107），从湖南僧释景纯处获得遗稿，包括《皇极论》《中庸解》等五十余论，及书、启、叙、记、辩、述、铭、赞、《武林山志》等，共约十六万余言；又从周格非处得《非韩》三十篇约三万余言，因兵火遗失，后又重得《非韩》于御溪东蓝彦上人，并依从匡山所得别本加以校勘；《天竺慈云法师行状曲记》，长水暹、勤二师碑记，行道舍利述，匡山暹道者碑，定祖图序等，皆就石刻而模写成篇。怀悟将所得遗稿与《正宗记》《定祖图》合计，约三十余万言。若据陈舜俞所记“总六十余万言”，则散佚者近半。怀悟将所得遗著，除《正宗记》十二卷外，于南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汇编为《镡津文集》，凡二十卷。（怀悟《镡津文集序》，《大正藏》第52册，第746页中。）
南宋建炎以来，契嵩作品多因兵、火散失。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秋，福州太平寺僧释正言，游东山龙首涧，搜得《正宗记》等十二卷，并增入《辅教编》，予以重新校勘，刻版流通。
契嵩文集在元、明二代均有新刻本流通。北京图书馆今藏元代释正传、释弥满刻本，为《镡津文集》二十卷本，仅存一至十七卷，和明弘治十二年（1499）释如卺的二十二卷刻本。（参阅《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嘉祐元年（1056），契嵩将其倾数年之功完成的《原教》《孝论》《坛经赞》《广原教》《劝书》五书辑为《辅教编》，由人施资，刻为三册。书成后，托关景仁捎至京城开封，呈览于当朝宰相韩琦（1008-1075）、富弼（1004-1083）等，并《上仁宗皇帝书》，阐明了佛教之于王道政治的意义，委婉地表达了佛制与俗制之间的差异。嘉祐六年（1061），释契嵩亲赴京城，十二月，《再上仁宗皇帝书》，进献《传法正宗记》等三书，请求诏付传法院，编入大藏，以消解诤端，垂范天下佛子。嘉祐七年（1062）三月十七日，《中书箚子》核准《辅教编》三册、《传法正宗记》并《论》《图》十二卷，付传法院收入大藏。
由作者主动申请入藏，堪称瞩目，是大藏史上一个特别事件。
陈士强在《佛典精解》中对《正宗记》《定祖图》《正宗论》和《镡津文集》的体例、内容做了提要性介绍及评价，指出怀悟将不是契嵩作品（指郎简所撰《六祖法宝记叙》一文）也编入《镡津文集》内的疏误。怀悟所编《镡津文集》在安排上的确有些随意，如《辅教篇》所收五书，原无《真谛无圣论》一文，他却将之“缀于《辅教篇》内《坛经赞》后”，说是为了“显师之志在乎弘赞吾佛大圣人无上胜妙幽远渊旷之道，不存乎文字语言，其所谓教外别传之旨殆见乎斯作矣”。（怀悟《镡津文集序》，《大正藏》第52册，第746页下。）
《碛砂藏》所收《正宗记》前有释清表题辞：“平江路碛沙延圣寺大藏局今依福州开元寺校定元本《传法正宗记》一十二卷重新刊板流通，祝延圣寿万安者。其明教大师所上之《书》及《入藏箚子》旧本皆在袠尾，今列于首。庶期展卷，备悉所从。延祐二年岁在乙卯五月日，住持传法比丘清表题。”卷第七末有“当寺沙弥普会书”字样。胡适《记美国普林斯敦大学的葛思德东方书为藏的〈碛砂藏经〉原本》谓：“单据《传法正宗定祖图》一卷来说，《大正藏》本完全没有‘图’，而《碛砂藏》本保存了原‘图’四十四幅。”（孙中旺主编：《碛砂藏》研究论文选辑，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6，第8页。）但也不见得就如胡适所说“原图”，因为《永乐北藏》亦收《定祖图》，与《碛砂藏》所收显然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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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碛砂藏》所收《辅教篇》三卷中有《真谛无圣论》一文，应以《镡津文集》为底本刊写。卷题下别列文目，其中卷下目录“真谛无圣论”下有小字注：“元在嘉祐集中”。上末有“丁卯冬沙弥良祐书”字样，中末有“当寺沙弥良祐书”及“蒋刊”字样。
据上，《正宗记》（含《定祖图》《论》）十二卷为延祐二年（1315）入藏，由延圣寺沙弥普会书写。《辅教篇》大约书写、刊刻于泰定四年（1327），由延圣寺沙弥良祐书写，蒋姓工人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