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趣谈：在明朝中后期，中西体系外交才开始了正式接触
历史趣谈：在明朝中后期，中西体系外交才开始了正式接触
在明朝中后期，中西体系外交才开始了正式接触。这一接触发生在特定的世界格局背景下：西方列强完成其国际关系意义上的体系构建，开始触及东亚地区，而中国则仍然在以自身主导的宗藩体系中。双方从接触发展到碰撞，世界格局和国际体系结构进入大融合、大转型阶段。
“中央本位”下的宗藩体系
长期以来，中国发展出了自己的政治路径，形成了有自身特点的政治实体。近代以来，社会和学界曾对中国的“天朝上国”体制广为诟病。以费正清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多有研究，并以“朝贡体制”等术语来概括中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并往往赋以保守、落后的描述。
诚然，中国的传统体制在面临近代西方优势文化和物质力量冲击时踉跄不断。但作为发展了几千年的、长期在东亚为核心的国际区域占主导地位的体系，它自有其存在渊源，亦有其适应性，不宜强行进行简单归因。从外交和国际体系结构看，传统中国的关键特征就是其中央位置。这并非是指中国唯一或某一单一政权等，而是指立足点和角色位置，它源自中国在地理和政治经济发展中的中央地位，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中国的地理位置处于所在区域的中心，所谓中央之国，无论是统一还是分裂时期，中国多为东亚国际格局中生产力最发达的经济体，多数情况下也是综合实力最强的政治体，从而形成了以中国为重心的区域地缘政治格局。
相应的，逐步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一个“亚外交圈”，它具有单中心特点，历史悠久，这就是宗藩体系。而域外外交圈长期是多中心的，南亚、西亚北非、东欧、西欧区域的地缘政治格局里，都有其中心国家，如古代的安息、波斯、阿拉伯帝国、孔雀王朝、罗马帝国等，近代的英国、法国等，从而长期处于多中心的外交格局中。
与传统中国这个中心发生联系的，有三大类主体。最紧密的是所谓“华夏边缘”，即处于羁縻状态的地区，多为部族政权。这些地区有的后来进入了华夏本土，有的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如西域和漠北漠南、东北各国，吐蕃等。
第二类是地缘相接的较小邻国，包括日本列岛和南洋的岛国，更多的则是东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陆地邻国。这些国家多被纳入藩属，成为宗藩体系的组成部分，一直持续到晚清。第三类是强大的邻国和域外国家。域外国家与当时的中国多数只有间接、点状或暂时联系的，如汉代时的罗马帝国。
这种情况下，东亚地区很早就形成了围绕中国中央政权的层次较为分明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秩序。到明清时期，这一秩序和格局特征日益明晰，朝贡体制和宗藩体系日臻完善。有的历史时期，典型的如北宋时期，契丹（辽）、北宋和西夏共同组成了相当于原来汉唐的“中国”范畴的区域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体系。当时，对更辽远的域外国家而言，契丹、辽和后来的金也自称中国，俄语里中国就是对应契丹字义。
除了大一统的时期，中国历史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时期的国际关系存在方国体系的特点。在与域外发生正式外交关系之前，中国的东周、南北朝、宋辽金夏等分立时期的国家间关系中，联盟、霸权等理念已经在实践层面得到很大发展。在中国本位的同时，各国在外交上纵横捭阖，在实践层面上颇有西方近代的均势政治之意味。
在汉唐时期，中国与外界发生的正式外交关系更是很多都有平等国家关系的特点。所以，一方面，中国作为东亚历史时空上的巨型复合体，是东亚世界的中心力量。另一方面，中国的中心特性并不意味着唯一或遮蔽性。即使在强大的统一王朝时期，也存在需要认真对待和相对平等交往的对象，“夷夏之防”首先是地理概念，其次才是政治和外交概念。
在这种历史进程中，代表华夏正统的中原政权自觉不自觉地发展了和强大或相对平等对象交往的经验，并形成有自身特点的外交制度和运作机制，体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演化特征。
总体来说，由于中国在东亚国际关系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加上明清政治的保守性较强，所以虽然明清之际西方因素日渐增多，但传统外交并未受到较大挑战。中国处于自身中央位置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宗藩体系中，其特征为差序结构。
西方世界的崛起
西方世界，这里主要是指欧洲。在近代以前，世界处于多元化发展状态，欧洲在世界上并不具有中心地位，也不存在欧洲为中心的所谓西方体系。历史上，在罗马帝国强盛时期，欧洲的力量主要在地中海周边。甚至相当长时期，欧洲的很多地区被穆斯林帝国统治。蒙古帝国时期，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区域都处于各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
此外，奥斯曼土耳其、波斯等也长时间占据亚非拉三大洲交汇处，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帝国。这些帝国多采取对外征服的行为方式。在亚洲东部和西太平洋沿岸，明清时期的中国是核心大国，其传统外交关系主要是和周边邻国，制度体系是以宗藩体系为主要特征，以封贡为主要方式，采取的是以自身为中心的内共生方式。东西方之间，以印度洋地区为主体，存在着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为主的商船队，承担着转口贸易的职责。这种方式已经持续很久，而且是和平方式为主。
到了15、16世纪，欧洲国家为追求财富和海外资源，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率先开始了所谓地理大发现，向全世界进行扩张和从事掠夺，并展开霸权争夺。葡萄牙和西班牙并非工业强国，其扩张行为主要是商贸和劫掠为主。随后的荷兰，是标准的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混合国家，工业生产也不发达，它依靠发达的航运业成为“海上马车夫”。到了17、18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和法国的工业生产开始发达，纷纷开办东印度公司等军政企合一的新型组织形式，进行大范围殖民扩张，相互间开展以海权争夺为主要内容的残酷战争和海盗行为。
明代中叶开始，缺银但又采取银本位财政及货币制度的中国，通货供应逐步开始严重依赖外洋白银，中国与外界发生着非常紧密的贸易联系。这主要是因中国是贫银国，明代后期财政货币政策又是银本位的，需银量极大。这方面讨论很多，有代表性的比如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对这一历史阶段白银在东西方贸易和体系性接触中的角色的分析。他通过分析货币的流动，考察了其在1400-1800年世界经济中的角色和塑造各地区间关系中的关键作用，构建了一种横向的、整合的、具有宽阔宏观视野的历史观。他认为，到了19世纪，西方世界才真正取代了亚洲的火车头作用。林满红在《银线》中通过对明清之际白银本位的中国货币体系的分析，认为到1775年，中国完全转向了依赖拉美白银的供应。至此，世界贸易的角色在中国经济生活和社会稳定中发挥了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随后的19世纪初，随着拉美白银的减少，中国出口品的世界市场出现萧条，加之这种背景下刺激了鸦片输入，加剧了中国白银外流，这成为日后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与清发生直接冲突的重要背景。早在马可波罗游记里，欧洲人得知中国富甲天下。
西方与明朝的接触
16世纪后，葡萄牙、荷兰等国已经开始进入东亚，与明帝国发生直接接触，并建立立足点。葡萄牙在澳门，荷兰先进占印尼群岛，后达到台湾岛。此间欧洲的基督教逐步开始传播，并在明清之际开始发挥重要角色。利玛窦已经广为人知，而鲜为人知的是南明永历家庭为基督教，曾遣使往梵蒂冈求助，这是第一次派往欧洲的正式使节，昙花一现。但这一时期的中西关系，仍处在雾里看花阶段，双方只有试探性的外交接触，主要关系还是在贸易和宗教传播等领域。
欧洲人直至16世纪初才正式出现china这一名词。在中国到底是帝国还是王国等问题上，欧洲人也经过了长期的矛盾认识，最终仍是削足适履，以欧洲的国家间关系来认识中国的治理形态。他们不易理解中国天下体系的特殊性，“天下”与他们的“世界”不同。
明朝，同样几乎不以“中国”宣称非汉语世界，而是直接用“大明”的音译，帖木儿帝国的史臣阿卜答儿·剌扎黑·撒马儿罕地在作品《两颗福星之升起》一书中收录了朱棣致帖木儿后王沙哈鲁国书的波斯文本，文中“大明皇帝”便写作Daiminkpadshah-iMa’azim（波斯语直译为“伟大的大明皇帝”）。中原王朝把“中国”二字放入对外关系语境是更久之后的事了，清代中国才开始广泛使用Dumdaduulus（蒙语中央之国）、Dulimbaigurun（满语中央之国）。
总的来说，明中后期开始，中西体系才开始正式接触，首先由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发起。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分朝贡国和非朝贡国两大类，而且固定几个主要通商口岸。葡萄牙人曾希望建立正式通商关系，被明廷拒绝。但常驻澳门的葡萄牙人逐渐取得了居留权、贸易权和自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