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对“三纲”及忠君道德的凸显，将忠君思想上升至天理？
宋明理学对“三纲”及忠君道德的凸显，将忠君思想上升至天理？
宋明理学通过对两汉以来的“三纲”思想进行更深入透彻地论证，使其在理论上更加精致，地位上处于神圣天理的位置。其中忠德更是被帝王和广大臣民奉为首要的政治伦理。
理学的最高范畴是理。在理学家的眼里，理是宇宙的本原，是不假安排的天道自然，也就是“天下万物当然之则”。程朱理学高扬了理的哲学意义，创新地将理作为绝对至上的观念提了出来，从本体论的角度论证了理的至上性、绝对性、神圣性、先验性，所谓“天者理也。”
与理本论的程朱不同，陆王则高扬心本论，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但在对先验的绝对观念认同上，陆王也强调“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一、宋明理学将“三纲”上升为天理
哲学上的论证是为现实服务的。理学的出发点绝不仅仅是为了论证天理的至高无上性，而主要是着眼于为君主专制统治提供纲常伦理的依据。
因此，理学的目的表现在道德领域上就在于以理来阐扬纲常伦理的合理性、合法性，用理来强调纲常伦理的神圣化、普遍化、绝对化、永恒化。
在理学家看来，“人伦者，天理也。”具体而言，人世间所谓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伦常皆属于天理范畴，是天经地义、亘古长存、永不磨灭的。
而作为约束人伦的道德规范——三纲五常，特别是三纲无疑是先天地而存在、不假人力创设的，即所谓的“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无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将道理入在里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然合做底道理，便是天之所为，更不作用。”
同时，三纲又是普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即所谓的“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在理学家看来，三纲五常是“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是万古不变的天理。在三纲之中，君臣父子最为重要。所谓“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三纲乃天理是不证自明的真理，就像人们眼前所见所及之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甚至连动植物都天生符合天理，具有三纲五常之性，所谓虎狼知有父子，蜂蚁知有君臣，豺獭知报本，雎鸠知有别，人类社会就更是如此。
心学家尽管在对世界的本体认识上与理学家不同，但在根本目的上却殊途同归。心学家论吾心，论良知，都意在证明纲常伦理是天经地义、万古不易的。
在心学家看来，纲常伦理是先验地存在于人心之中的。他们将孟子所说的四端之心视为人之“本心”，即“恻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
王阳明以此发挥孟子的良知说，提出致良知的思想。他将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看成是先验的，存在于人良知中的必然之理。如王门四句教所言“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根本点就在于要人们发明本心，“向里寻求”，“从自己心上体认。”所谓纲常伦理是人头脑中所固有的先验的真理，人们不需外求，只要发明本心、致良知就可以。
宋明理学一方面论证了天理的绝对性、神圣性、至上性，另一方面论证了三纲就是天理的体现，从而将三纲上升到天理的高度，将三纲特别是君为臣纲视为天下之定理，天理民彝之大节。
二、宋明理学对忠君道德的凸显和高扬
宋明理学论证三纲为天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维护君尊臣卑的统治秩序，夯实忠君道德的理论基础。
“宋兴，《六经》微旨，孔、孟遗言，发明于千载之后，以事父则孝，以事君则忠，而世之所谓道学也。”这句话深刻揭示出理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宣传忠孝，忠君道德无疑是宋明理学论证的重点。
首先，宋明理学极重君臣尊卑。理学家强调天理旨在维护上下尊卑的秩序，因此，在五伦中，理学家特别重视君臣父子之伦，并将其视为天理之所系，治道之根本。
他们虽然认同“物物有个分别，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却一再强调“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也就是说君也好，臣也罢，都各有各的位置，这是天理，这种上下尊卑的等级和位置是不可变的。这种等级次序不变就是和谐，反之就是不和谐。
在此基础上，理学家特别突出“君臣、父子皆定分也”。要求人民要守本分，所谓“天分即天理也。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之分，臣安其臣之分，则安得私！”“君臣之间，君尊臣卑，其分甚严，若以势观之，自是不和，然其实却是甘心为之，皆合于理，而理自和矣，且天子舞八佾，诸侯六、大夫四，皆是当如此。……若诸侯僭天子，大夫僭诸侯，此便是失礼，便不和。”
程朱一再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也是通过对理欲的辨析，要求人们按照当时社会普遍认可的规则和等级秩序行事，而不要过分追求超出本分的、欲望层面的东西，其根本就是要人们安于现状，顺从于等级尊卑制度，不要有超出自己位置的所谓“欲望”，做一个忠君守法的顺民。同时，理学家要求人们甘心服从于君父，而不可对君父的权威产生丝毫的怀疑。
实际上，在商周之际，姬昌是否有这种“天下无不是帝君父”的观念是很值得怀疑的，但从韩愈到程颐、朱熹等人对此语的推重而言，儒家纲常伦理无疑旨在强调君臣之间的不平等权利义务关系，强调臣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和忠实于君主。
其次，宋明理学强调事君以忠。忠君道德的理论基础在理学家那里是建立在理这一本体论基础上的。他们指出忠君实际是天理的必然要求。按照理学家的逻辑思路，“下顺乎上，阴承乎阳，天下之正理也。”而“阴者，臣道也。”故而，“忠者，天理也。”显然，忠君是建立在天尊地卑、阳尊阴卑、君尊臣卑的天理基础上的。
在忠君问题上，理学家一再强调“君道即天道”，“君德即天德”，臣子要绝对服从君主，所谓“天子养天下，诸侯养一国，臣食君上之禄，民赖司牧之养，皆以上养下，理之正也。”此外，理学家们继承了先秦儒家的移孝为忠的思想，认为“于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便是本。”强调讲孝悌实际上要落实到忠君顺上上。
他们认为忠君与孝亲都是义理所在，是“精义致用”的用功之处，“得一义须固执，从粗入精也。如孝事亲，忠义君，一种是义，然其中有多少义理也。”忠孝等人伦道德要求都是符合天理的。
理学家反复强调忠君与孝亲的一致性，其核心在于凸显忠君的重要性，目的是维护君主专制的统治秩序。
再次，宋明理学重视忠恕之道。忠恕之道是先秦儒家忠德观中的重要内涵。到了宋代，虽然随着君主专制集权的不断强化，在忠德建设上更加重视忠君道德，但对忠恕之道，宋儒也没有忽视，而是注重从心性本体入手进一步论证其理论基础，挖掘其时代价值。
三、宋明理学的广泛传播及其社会影响
在宋代，理学初起，一些朝野人士将党争与理学联系在一起，当时情况是：“因恶道学，乃生朋党，因生朋党，乃罪忠谏。嗟乎，以忠谏为罪，其去绍圣几何！”特别是庆元以来，道学受到打压。“指道为伪，屏其人，禁其书，学者无所依乡，义利不明，趋向污下，人欲横流，廉耻日丧。”
对道学的打压直接导致忠臣杜口，士风气节大沮。“往年以道学为伪学者，欲加远窜，杜绝言语，使忠义士箝口结舌，天下之气岂堪再沮坏如此耶？”朱熹遭到林栗的弹劾，并以道学治党为罪名。此后韩侂胄抨击道学为伪学，宋宁宗逐朱熹，公布道学为伪学，是为打压理学的庆元党禁。
应该说，在两宋的大部分时期，理学并没有受到当权者的重视。开禧北伐失败，韩侂胄失势被杀，党禁被解禁，理学才得以复苏。嗣后，对理学的尊崇日甚一日。先是嘉定末年，对北宋五子、南宋三大家和陆九渊的赐谥，朱子四书学在官方学校和私人书院的流行。
紧接着，端平二年，胡瑗、孙复、邵雍、二程等十人从祀孔庙；淳祐元年，朱熹从祀孔庙。至此，官方逐渐认可了程朱理学，并将之奉为儒学正统，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元代以后，朱学北上，并出现了朱陆合流的趋势。元朝统治者非常重视理学，“蒙古贵族征服中原汉地后，一方面采取中国传统的统治方式，以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权；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儒家的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元朝君臣看来，“儒者之道，从之则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伦咸得，国家咸治；违之则人伦咸失，家国咸乱。”
至元十三年，元代大臣不忽木等联名上疏建议设立学校，推广儒家教化。他们认为“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人伦者，王政之本，风化之基。”这种观点并非个别的声音，很多蒙古官员对此都有共识。如平定南宋后，合剌普华就上疏建议“兴学校，奖名节，以励天下之士。”蒙古建国时尊崇喇嘛教，“帝命（廉）希宪受戒，对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对曰：‘为臣当忠，为子当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在这里，廉希宪不仅将孔子比喻成宗教教主，而且将忠孝作为儒教的核心戒律。这说明在元朝臣子心目中，儒家伦理具有宗教那样的道德约束效力。
皇庆二年规定，科举考试均以朱熹注释为标准，朱熹的《四书集注》甚至被称为“圣经章句”。从而确立了程朱理学在元代官方意识形态中的重要位置。有元一代，“海内之士，非程朱之书不读。”
元朝统治者不仅建学校，兴教化，复科举，而且还非常重视发现和网罗儒家人才。姚枢、杨惟中等为元朝笼络儒士，争取到了理学家赵复、许衡等与元政府合作。“克宋枣阳、光化等军，光、随、郢、复等州，及襄阳、德安府，凡得名士数十人，收伊、洛诸书送燕都，立宋大儒周惇颐祠，建太极书院，延儒士赵复、王粹等讲授其间，遂通圣贤学，慨然欲以道济天下。”
明代阳明心学盛行，是儒学发展的又一高峰。对此，前文已有论述，后文还将述及，兹不展开。清朝时期，满族入关后，为了统治中国，也极力尊崇儒家治国，高扬理学，并将理学进一步推向了极端化、八股化的“死胡同”。同时清朝大兴文字狱，实行思想专制。
受此影响，清朝儒学发生了转向，由重义理的宋学转向重考据的汉学。有着聪明才智的知识分子不得不从事“诠释故训，究索名物”，以此自藏。一些考据学者不关心经世致用之学，而一味地“嗜博、嗜琐、嗜异、嗜矜己。”
更有甚者，一些汉学家“借经术以营利”，道德出现滑坡。姚莹指出道光年间士大夫“人心陷溺”，乃至“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防荡然无复存者”。这种说法尽管有些夸大其词，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知识界的道德状况。
总结
宋以后一直到清末的曾国藩，宋明理学始终牢牢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发挥着建构纲常秩序、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作用。
在宋元明清四朝，随着中国社会的专制程度越来越加深，特别是通过宋明理学家的论证和宣扬，绝对天理、纲常名教等日益深入人心，成为钳制人们思想的工具。“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人们对纲常的束缚逐渐从心理上完全认同，并自觉践行，而不觉其非人道。这种浸润之深，乃至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都念念不忘尊卑秩序，须臾不敢有所懈怠和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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