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质化的全球城市，为何有人享受，有人受困？
同质化的全球城市，为何有人享受，有人受困？
在当下生活中，我们正越来越陷入一种悖论：一方面城市与“自我”因为追求效率而扩张；另一方面，我们似乎又被牢牢限定在各种既定的具象框架与感觉构造里，逐渐以趋同的方式加入庞大的系统算法之中，成为“困在系统中的人”，这是我们正在面临着的共同的时代征候。但这个时候，我们愈加需要差异性的思考，需要具有公共性的人文讨论，在历史的真实和人的身心感受的复杂性中，努力地打开自我，朝向他人。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陈昶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讲师李鹏飞提出，对同质的城市扩张的厌烦情绪尚未成为当下的大众城市体验，城市人虽然受困于极端现代主义原则支配下的城市生活，他们本身并不认为自己受困，反倒是享受这种同质的“城市现代生活”。
“有时我觉得世界如此微小/以至于我们永远无法从城市扩张中挣脱/生活在城市扩张中/死气沉沉的购物中心像山一样，一座接一座/我需要黑夜，来一个人吧，请把城市的灯光熄灭！”这首名为《城市扩张：山外有山》的摇滚乐是加拿大Arcade Fire乐队最有名的曲目之一，被收录在《郊区》（The suburb）这个专辑里。单从专辑名和歌名——《郊区》以及《城市扩张》——就可以看出此音乐不是单纯的情绪和情感的抒发，而是对北美城市现状撕心裂肺的控诉，以及对一种更好的城市略显愤世嫉俗的渴望。用这样一种文化研究式的引子是想说我们的城市环境与我们的城市感知甚至日常情绪息息相关。生活在北美单调的郊区里，那里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完全区隔，第二代、第三代的郊区居民已没有了第一代郊区人对自己环境所有的那种欣喜和满意之感。相反，他们抱怨“世界如此微小”“无法从城市扩张中挣脱”“死气沉沉的购物中心”，他们渴望城市有个边界、有可触达的乡村以及乡村那样的黑夜。
专辑《郊区》（The suburb）
单调的城市环境是北美二战后过度城市化、过度郊区化的产物。此城市环境有一个更为理论性的说法：极端城市主义（high urbanism，又称极端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20世纪城市设计和发展最饱受诟病之处莫过于极端城市主义曾有过的全面胜利。这个极端城市主义不是路易斯·沃思在其经典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中所描绘的、以20世纪初期的芝加哥城市生态为原型的城市主义，而是在二战后被各国——以北美和巴西首都为甚——大力仿效的柯布西耶式的城市主义。这种极端城市主义全面改造了二战后北美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形态：商业、工业、居住、休闲功能的清晰分隔使城市变成了一架巨型的规划机器，而郊区化的全面推进又极大地剥夺了城市原有的、更多样的居住空间。
受到柯布西耶观念影响的巴西利亚的城市规划
在这种自上而下的极端城市主义铺展的过程中，街巷原有的商业和生活功能被其单一的交通功能取代：曾经可供漫步、可供邻里甚至陌生人社交的街巷变成了驱车前往居所和购物中心的道路。即，可居街巷蜕变为交通线路。不难发现，这种极端城市主义的后果是双重的：空间的同质和发展的停滞；它们既是美学的、城市形态上的，也是物质的、政治经济上的。虽然极端城市主义在其铺陈伊始就遭到来自市民社会的抗议，但真正摒弃极端城市主义作为一种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原则要到20世纪后期，也即开头那首歌里所控诉、所呐喊的“我需要黑夜，来一个人吧，请把城市的灯光熄灭！”的情绪变成一种大众城市体验之后。
显然，这种对同质的城市扩张的厌烦情绪尚未成为当下的大众城市体验，也无从指导新的、摒弃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生活。这个文化现象不难解释。我们的体验和情感，尤其是大众体验和情感，产生于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之中且常常滞后于现实的变动。在突飞猛进的城市化时期，“发展”是压过一切的支配性话语。在这个话语之下，虽然有批评城市“千城一面”、鼓励小城镇发展、鼓励乡村振兴这样的意见出现，对城市的迷恋甚至崇拜依然是盛行的大众城市体验。当这个大众城市体验总体上和以城市扩张为中心的生活匹配时，城市人的情感状态总体上是满意的。换言之，城市人虽然受困于极端现代主义原则支配下的城市生活，他们本身并不认为自己受困，反倒是享受这种同质的“城市现代生活”。同时，大众满意这种城市生活也是极端现代主义在过去三十多年可以推进的文化和心理前提。
具体来说，“70后”和“80后”这个世代的人，他们成年于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00年代，他们在个人生命最有精力的时期加入到买房买车并开展“城市现代生活”这个主流的“正确人生”之列。他们的个人成长、情感状态和城市化进程是同步的。他们通过在城市持续打拼过上一种“城市现代生活”，他们总体上并不认为自己受困于城市。
这里，经济和文化已经深度捆绑，城市形态和城市体验已经水乳交融；它们在现实和话语双重层面给我们展现了极端现代主义在城市的壮大以及其在当下的困境。
本文原文来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