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话是怎么成为全国三大方言之一的？
上海话是怎么成为全国三大方言之一的？
上海话是如何成为全国三大方言之一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承？本文将从语音特征、历史演变等多个维度，为您揭示上海话的独特魅力。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语言更是如此。上海话作为吴语的重要分支，其发展历程见证了上海这座城市从一个小渔村到国际大都市的蜕变。
上海话的语音特征与演变
80年代前期，研究者在上海市南市区黄家路调查70多岁的世居老年人，记录了80年代时的上海方言老派音系。研究发现，在浦东地区的浦东音系、南汇惠南镇音系，以及奉贤泰日镇、四团镇、平安镇和头桥乡的北部，第一字为22阳平声调的两字组词语（如：媒人、蹄髈、长城、铜铃）读作23+44舒长调。这一发现与石汝杰在1985年发表的《川沙音系》中的记录相吻合。
通过比较上海城区80年代的老派音系连续变调和1986年石汝杰记录的川沙城厢镇音系连续变调，研究者发现两者十分相近。这表明，划入上海方言区的地域应包括90年代的上海市城区，以及浦东的川沙和南汇两县两地区，奉贤县的四团、平安、泰日北部和头桥北部。
历史背景与文化传承
在淞南地区，除了练塘方言区外，就是一个松江方言大区，其中包括西部的松江方言区和东部的上海方言区。黄浦江东部的上海地域自元代起长期为上海县管辖，直到清雍正年间，川沙厅和南汇县才从上海县析出。因此，直到上海开埠，黄浦江两岸的方言还是大致相同的。
英国传教士艾约瑟1853年在上海县城调查记录的上海话，还与松江话十分接近。在此之前的清嘉庆初年，上海县城里的才子张南庄用上海话口语夹杂官话书面语写了一本章回小说《何典》，其中大量的上海话语词在开埠时还流行在上海县城，有的还记录在法国传教士R.P.Rebouin1894年著的《法华上海方言松江方言词典》里。
近代上海话的快速发展
1843年上海开埠后，随着英租界、法租界等的设立，上海迅速成为全国金融、经济和文化的龙头。20世纪30年代，乐嗣炳在《大众语决不是国语》中写道：“中国的现阶段是产业革命。上海港每年出入船舶二万多只三千多吨，在世界只让纽约……充实的物质文化发展了相应的精神文化，近十几年来主要的文化运动和文化人大都从上海出发……随着时代而演进，上海市现代中国交通的枢纽，产业的大本营，文化的中心点，同时是新中国语顶大的制造厂；一件新的事物在上海发现，上海人立刻替它制造一批新的语词，大批的翻译大量的书报每天播送着新语词……最先流通在上海……它汇集了全人类语言的精华，是代表大众的思潮的，它一面不断生产，一面散布各方。”
上海城成为世界性的新概念新语汇的聚集地，上海市民（包括本土居民和各地移民）在首先进入现代化和世界化的热土上创造的几千新词语向周边城市扩散，并经由在上海聚集的几十万文人通过高度密集的出版物传播到全国，大量词语为当年的国语所吸收。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一百年，是上海方言在城区发生最大变化的一百年，城区里的老上海话快速变成了一个新上海方言，四周的人却到20世纪80年代还在大致说着缓慢变化的老上海话，形成了极明显的分界线，甚至说新上海话的城区青年走到乡下去，语音隔膜到听不懂乡下老年妇女说话的地步，新的上海城区方言由于上海城市的地位，被中外都称为上海话，并且一跃成为全国的三大方言（北京话、上海话、广州话）之一，而相对城区上海话而言，说老上海方言的广大地区，后来被民间称为说的是“上海本地话”，或分别以镇命名方言，如三林塘话、江湾话、梅陇话等。城区的上海方言从老上海话过渡到新上海话最快的时期是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从19世纪中叶起到这段时期，西方传教士留下了不少上海话著作，记录下逐渐变化的真实情形。
参考文献
[1]参见许宝华、汤珍珠主编的《上海市区方言志》中笔者撰写的“上海市区老派方言音系和连续变调、浦东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钱乃荣：《上海市郊一线语音变异的考察——奉贤语音的内部差异》中所记录的奉贤方言同言线和南汇惠南方言连续变调，1994年。
[2]石汝杰：《川沙音系》，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1985年。
[3]钱乃荣：《上海语音发展史》中所记录的上海南市区老派连续变调和川沙镇连续变调的比较，2003年。
[4]乐嗣炳：《大众语决不是国语》《大众语文论战》，上海广益书局，1935年。